《近代地方官书局出版文化研究：以两湖地区为中心的考察》是我2026年阅读的第一本书。从书中有关辅文可知，该书可谓作者此前出版的《清代两湖地区的出版业》（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年7月版）之续编。

《近代地方官书局出版文化研究：以两湖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江凌 著

商务印书馆

2025年11月版

　　地方官书局具备近代意义上出版的基本特征，是中国出版史的一次重要变革，是甲午战争之后、近代民营出版兴起之前近代中国出版业的主流。这一论述充分揭示了地方官书局的历史地位。书中明确指出，近代地方官书局是由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同治中兴名臣开其端，诸省督抚大吏倡其行或振其绪，职业经理人和校勘专家、刻工落其实，自下而上并受到清政府认可或饬办的官方出版机构，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重要工具。这一概括准确描述和定位了晚清地方官书局的历史坐标。

　　研究近代出版史，旨在为当代出版提供历史镜鉴和当下启示。作者紧扣这一点立论，发掘这一课题所具有的应用价值，对地方官书局从业人员精校精勘的工匠精神进行详尽展示，以赓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出版文化。作者根据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变迁的特点——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批判性地借鉴了西方史学的“挑战—应战”“冲击—回应”理论。作者认为，两湖地方官书局的兴起正是对这种冲击的一种回应。

　　全书共有五章，从文化逻辑、出版文化理念、社会文化环境以及两湖官书局的若干个案（主要是崇文、武昌、湖南、传忠、思贤五大书局）等出发，对近代两湖官书局的兴起展开多方面、多层位的研究。第二章的写作最为精彩，聚焦选题理念、校勘理念、刊刻理念、经营理念，从出版史的角度作了恰当分析。第三章有关近代两湖地区出版业兴起的社会文化环境，占据较大篇幅，力图全景式展现两湖地区的社会文化环境，尤其是对荆楚文化近代转型的主要特性、两湖地区居民的文化性格的揭示下足功夫。比如，提出重教习文理念影响两湖人的读书观念与风气，成为地方官书局兴起的社会文化基础。第四、第五两章做到了理论阐释与个案研究的结合。其中，对湖北崇文书局的研究，从其演变到刻板及其特点、经费来源、经营特点与成因，以及五局合刻本《二十四史》最后均交该书局总印总发等方面作了全面论述，提出“湖北崇文书局以其建局早、刊刻书籍数量大、种类多和出书内容广泛而在当时全国有一定文化和社会影响”。第五章还关注了湖南书局、传忠书局和思贤书局，我对其中引用《湖南书局价目表》开头的一段广告性文字比较关注：“发卖各种书籍，系经校对，概遵正韵，毫无错讹。拣选上色纸张，尽用徽墨刷印。欲买者赴府学东西两斋，随时购买。所有书价，照依旧章交兑足钱，不折不扣，不便赊欠。”作者从这一段文字中，推论湖南书局是集编辑、刻印、发行于一家的官办书局，实属中肯。

　　合上书页，不禁感慨：中国古代大概没有像晚清封疆大员那样，如此重视设立地方官书局以从事刻书（出版）的了。之前的官员也有重视刻书的，如清中叶阮元在广东、浙江等地任上均重视刻书。但历史上鲜有地方大员在同一时期普遍设立官书局从事出版，且给予具体指导。如湖北巡抚胡林翼对创设时间最早的武昌书局刻本书籍的版式与刻工有明确要求，“刻本亦须大雅，不可以坊间俗本为式，字画须细筋入骨，铁画银钩。如武昌无好手，可从湘潭、长沙觅之”。李瀚章在湖北崇文书局创设之初，就在各方面直接督办。曾国藩对金陵书局编校人员提出“但求雠校之精审，不问成书之迟速”的要求，甚至还明确表示在所刻书籍末页刻上书局戳记（标牌），这一条为各地官书局所仿效。以上既是书中重点论述的内容，也是晚清地方官书局给今天文化建设的一种实实在在的启示。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化传播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