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春节前夕，笔者来到星城长沙调研。两年前当地开始的一场乡村CEO实践试点，吸引笔者反复进入这片田野。在走访试点涵盖的6个区县后，笔者已然有了一种“却把他乡作故乡”的关切。这份关切既关乎乡村CEO如何实践、运营效果如何，更关乎“城乡要素双向流动”这一政策话语的现实理解。

　　乡村CEO是近年来在实践探索中涌现出的一类新型乡村经营人才，是“乡村职业经理人”的简称，主要负责乡村产业运营管理。2024年以来，长沙市通过制度创新，由市和区两级选聘乡村CEO两批共26名。在政府引导下，部分乡镇或村也结合发展需求，积极自主聘任乡村CEO。调研发现，这些乡村CEO大多年龄不超过45岁，在城市打拼多年积累了丰富的运营管理经验和社会网络资源，且擅长运用数字媒介。他们以新业态盘活沉睡资源，以新纽带联结多元主体，以新价值重塑乡村认同，正悄然重塑城乡之间的链接方式。

　　唤醒“沉睡”资源

　　在长沙市望城区蓝塘寺村，“周末不忙，就来蓝塘”这句口号，正从墙上标语变为市民口中的约定。谁能想到，一年前，这个“美丽屋场”还深陷建后管护与资源闲置的困境，而其改变始于乡村CEO杨某的到来。杨某将30栋闲置农房盘活出租，引入专业公司合作运营，策划“灯塔游园会”等活动。2024年中秋之夜，村庄广场变身市集，田埂变为步道——6万余名游客涌入这个小村庄，在升月仪式、非遗市集、汉服游园中，与田园完成了一次深度对话。运营仅一年，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增长70%，撬动社会资本超千万元，村民合计增收200余万元。

　　在宁乡市陈家桥村，乡村CEO孟某则用另一种方式激活传统农业。面对黄桃滞销，她别出心裁地推出“桃树认领”模式：188元认领一棵树，当年售出500棵。这一创意不仅让黄桃单价从6元/斤跃升至10—15元/斤，更把消费者“认”成了回头客。随后的油菜花节、研学露营项目接续落地，传统种植业在创意运营中实现了产业链的悄然延伸。

　　从盘活闲置农房到提升农产品附加值，这些实践勾勒出一个清晰的图景：乡村CEO正在成为城乡要素流动的“空间链接者”。他们将城市的消费需求与乡村的田园风光精准对接，让一度沉睡的资源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的产品与服务。乡村，正在成为城市消费延伸的新空间，而这些懂经营、善管理的青年，正是那把打开大门的钥匙。

　　形成发展合力

　　乡村CEO进入村庄，绝非个体的简单融入。他们游走于市场效率、村社理性与行政逻辑的交会地带，既需“向上对接政府”，又要“向下对话村民”，在多重张力中寻求最大公约数。

　　在望城区黑麋峰片区，乡村CEO邓某的破局之道在于“以实效服人”。他不仅将自己在城市的“朋友圈”引入乡村投资，更用实实在在的客流与收益，让村民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让村干部从顾虑者变为合伙人。面对片区三个村庄的资源整合难题，他的方法朴素而有效——“把事儿摆到台面上沟通”。当发展红利清晰可见，行政边界让位于项目落地，三个村拧成了一股绳。

　　如果说邓某解决的是“人”的合力，那么望城区茶亭花海片区CEO涂某破解的则是“事”的平衡。乡村运营既要为集体经济创收，也要守住安全稳定的底线。在策划项目时，涂某以专业和周密的方案设计，既回应了市场主体对预期收益的关切，也打消了镇政府对活动安全的顾虑。当专业方案成为多方共识的载体，一场“共赢”便水到渠成。

　　这些实践揭示了一个深刻的转变：乡村CEO正成为市场、政府与村社之间的“柔性纽带”。他们不以行政指令压人，不以资本逻辑强推，而是在日常的协商与调适中，让不同主体在发展中找到共同语言，促成真正的发展合力。

　　激活社会效益

　　乡村振兴为青年提供的，不只是事业的落脚点，更是情感的归属地。当青年的脚步真正踏入田野，他们也在用行动重新定义“乡村职业”的边界与可能。

　　浏阳市大围山镇楚东村，藏身湘赣边界，风光独绝。乡村CEO刘某敏锐地觉察到消费结构转变的信号——城里人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赏景，而是渴望沉浸于田园生活。他顺势而为，以民宿和乡村旅游为支点，撬动“在地化消费”新模式：让游客住下来，让农产品跟出去。在他眼中，乡村正从单纯的农产品生产地，蝶变为“消费在场、就业在村”的新场域。这种转变，让曾经偏远的村庄成了城市需求与乡土价值的对接点。

　　如果说刘某让一个村庄“被看见”，那么湘江新区白箬铺镇的陈某，则让一群人“被点亮”。作为镇级CEO，她扎根乡村多年，发起的乡村振兴人才计划，像一棵大树撑开荫凉——镇级人才驿站、乡村创客服务中心陆续落地，自然教育、艺术乡建、新媒体运营等新业态在此生长。

　　更动人的是，一批农村女性从这里成长，成为自然教育讲师，在家门口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舞台。光明村CEO廖某、龙唐村CEO陈某、胜和村CEO夏某等，也从乡创平台中孵化成长，成为当地家喻户晓的职业经理人。她们的成长，印证了一个朴素的道理：当青年被赋予信任与平台，乡村便拥有了生生不息的力量。

　　从个体探索到时代图景

　　从东部创举到中部接续创新，乡村CEO的实践正在广袤田野上星火燎原。“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将“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作为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的重点任务。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课题组预测，全国乡村CEO需求规模逾30万人，青年入乡正从零星探索走向普遍需求。

　　长沙地区的实践表明，以乡村CEO为代表的“城乡链接者”，其价值释放高度依赖制度环境的系统支撑。调研发现，当前青年入乡仍面临政策碎片化、权责边界模糊、土地金融制约等瓶颈，亟待从体制机制层面破题，在三个维度上协同发力：一是完善服务体系，变分散施策为集成赋能。由多部门联合打造“青年入乡服务包”，推广“首问责任制”，让政策从纸面精准落到人上。二是推动协同治理，变模糊边界为清晰规则。建立常态化决策协调机制，探索“负面清单+备案制”管理，让青年明明白白地施展拳脚。三是强化要素保障，变瓶颈制约为活力源泉。深化农村宅基地规范管理与闲置盘活，引导金融机构开发匹配乡创周期的信贷产品，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田间地头。

　　城乡融合的深入推进，正让越来越多的乡村成为青年人创新创业的新空间、新舞台、新赛道。当制度障碍在实践推进中逐步破除，青年带来的将不只是项目和流量，更是一种新的发展路径——青年在田野上找到事业发展的新坐标，乡村在青年的创造中焕发新生，一幅城乡交融、双向奔赴的时代画卷，正在我们眼前徐徐展开。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