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特约评论员 张振华

　　在信息爆炸、算法迭代的当下，海量信息记录着社会的运行轨迹，各类模型试图为复杂的结构提供标准化解释，人类社会似乎正被数据洪流推向“全知视角”。然而，我们的研究中却出现了宏观数据日益丰富、对微观社会肌理的感知力却陷入“认知孤岛”的悖论。我们必须警醒：深度调查研究这一“传家宝”功能正在弱化，“在地性”知识供给严重不足，深度调查研究成果正在成为“稀缺品”。当前，必须充分认识深度调研对于把握国情、科学决策、践行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坚决纠治调研领域的“四风”问题，以高质量的调查研究成果为党和国家决策提供智力支持。

　　高质量的调查研究是科学决策、有效落实的前提。调查研究的初衷，是带着鲜明问题意识深入实际的求真之旅，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生动实践。然而，有一些调研活动却异化为程序化、标准化的“盆景”参观。预设路线、安排座谈、听取汇报，这种“走马观花”甚至“被调研”的模式，使调研沦为单向的“观察”与“验证”。鲜活、复杂、有时甚至尖锐的社会现实经过层层过滤与修饰，最终呈现的往往是符合既有认知或预期设想的“样板”。这并非单纯的工作作风问题，更是工具理性在特定压力与惰性思维下的畸形产物。在过度追求效率与“安全”的环境中，发现真问题、触碰真矛盾往往意味着工作复杂性的增加与风险的显现。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如果调研的认识论属性被形式化流程挤压，其“交换、比较、反复”的核心功能被虚置，那么决策就难以触碰到社会最真实、最急切的痛点，政策设计就容易与社会实际脱节。因此，必须大力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作风，推动调研从“案头”走向“地头”，从“会场”深入“现场”，真正做到“身入”基层、“心到”基层。

　　当前，学术研究与政策分析中“重数据模型、轻田野实践”的倾向有所抬头。这种“计算主义”的方法论偏好，容易将复杂的计量模型与海量数据视为唯一“科学”乃至“高级”的范式。然而，学术研究离不开批判性思维和系统性思维。数据固然能统计指标、描绘趋势，却难以量化一个社区内部非正式的关系网络与信任机制，难以捕捉一种社会现象在时代变迁中细微而坚韧的延续与断裂。当有血有肉的个体被简化为表格中冰冷的数据，当丰富多维的社会生活被抽象为若干可测量的变量，研究就会丢失“语境感”与“烟火气”。部分政策在顶层设计时逻辑严密、数据支撑充分，但在基层落地时却遭遇“水土不服”或执行扭曲。其深层原因是政策逻辑虽在数理上自洽，却缺乏对特定场域的“在地化”深入理解。必须秉持“在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否定的理解”的辩证思维，让大数据描绘的“面”与深度调研洞察的“点”相互印证、彼此深化，从而更全面、更立体地把握国情民情。

　　深度调查研究对于国家治理而言，犹如神经系统之于人体，是感知社会冷暖、预警风险矛盾、汲取人民智慧的生命线。站在“十五五”规划开局的新起点，我们必须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重要决策部署，以“不折不扣抓落实”的态度，推动调研范式从“悬浮”真正回归“在场”。

　　要系统重塑方法论共识，坚持和发展“数实融合”的调查研究方法，着力培育研究者直面复杂性问题的系统思维与批判精神。大数据分析有助于我们把握宏观态势、发现普遍关联，而深度田野调查则能帮助我们理解特殊语境、洞察深层机理。二者不可偏废，必须有机结合。社会现实充满辩证性，调研者要敢于并善于深入矛盾集中的领域，研究现实中的模糊地带与两难问题，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分析复杂问题的本领。

　　要优化评价体系并预留制度空间。探索建立多元化、分类别的评价标准，引入长周期评价机制，让真正揭示深层矛盾的调研报告获得应有的学术价值与政策反馈。建立以质量、贡献、实效为导向的评价体系，对扎根中国大地、回应时代关切、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调研成果给予充分肯定，让扎根基层、愿下“笨功夫”的研究者获得应有的学术尊严与职业发展通道，从根本上引导学术研究回归初心、服务社会。

　　深度调查研究成果不应成为“稀缺品”，这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走出象牙塔，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唯有如此，才能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将“中国经验”系统化提升为“中国理论”，真正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学问做进人民群众心坎里。

　　（作者系兰州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