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学者受制于西方学术标准，对西方理论采取简单的“拿来主义”态度。所谓简单的“拿来主义”，是指机械移植、生搬硬套西方理论来分析中国问题、解释中国实践的立场和做法。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既要立足本国实际，又要开门搞研究。对人类创造的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我们应该吸收借鉴，但不能把一种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当成‘唯一准则’”。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借鉴各国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有益成果，但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避免简单的“拿来主义”。

　　西方理论根植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价值体系和文化土壤中，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反复证明，简单的“拿来主义”不能救中国，更不能发展中国。晚清时期，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中国知识分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寄希望于引进西方技术，迅速扭转衰败局面、实现富强。但由于对西方社会结构与文化逻辑缺乏深刻理解，这种“形似而神不似”的拿来并未根本改变中国的社会困境。后来，有些学者幻想通过“全盘西化”来解决中国的现代化难题。然而，这些理论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条件下难以落地，一次又一次落入“橘逾淮则为枳”的窘境，最终也没能改变中国的社会走向。

　　早在20世纪30年代，鲁迅先生就提出“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倡导有选择、有批判地吸收。然而，回顾学术发展史，当各种西方理论思潮涌入之时，不少研究者对西方理论盲目崇拜，将西方学术话语视为普世标准，未充分考量西方理论生成的历史语境与社会背景，直接将其套用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研究，导致“形式借鉴”“话语模仿”错误倾向。这种一味堆砌西方理论，忽视理论本土化与现实针对性的做法，正是简单的“拿来主义”在当代知识生产中的再现。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的发展是一个不断交流、吸收与再创造的过程。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世界历史的形成本身就是民族之间交往和互鉴的产物。我国历史经验同样证明了文明互鉴的意义。先秦时期经由欧亚草原传入的马车及相关技术，推动了商周礼制社会的建构；隋唐时期佛教思想的广泛传播，促进了中国哲学的多元发展；明清之际，西方天文学、数学等知识由传教士传入，为士人阶层提供了审视世界的新范式。

　　西方理论作为人类知识体系的重要构成，历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工业化与现代化的深刻变革，形成了观察和解释社会历史的独特视角与分析方法。这些理论从不同维度揭示了社会运行规律，为我们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参照与比较对象。在当前的国际学术语境下，西方理论仍然具有影响力。了解掌握西方理论是提升我国学术表达能力和对话能力，进而参与和引领国际学术讨论的重要方式和途径。因此，在全球化与学术交流日益紧密的今天，借鉴西方理论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如何在借鉴中避免简单的“拿来主义”？唯有以自信、开放和批判的态度对待西方理论，坚持以我为主，做到批判性吸收和创造性转化，才能使西方理论真正成为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积极力量。首先，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剖析西方理论的社会背景与逻辑前提，剔除不适合我国国情的部分，吸收其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并通过批判性甄别，使之成为服务中国实践、推动理论发展的有力工具。其次，坚持以我为主、问题导向。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国际学术界对中国的关注日益增强。我国学者应不断提升自主研究能力，摆脱对西方理论的盲目崇拜和心理焦虑，敢于直面我国社会复杂现实，从现实中提炼出真正具有学术价值的“中国问题”。同时，要有意识地走向世界，积极主动与西方学术界开展平等对话，把中国问题提升到全球视野之中，并以中国经验回应世界性的共同难题。最后，增强文化自信，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中华文明数千年绵延不绝，积淀了丰厚的思想资源，为当代社会发展和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滋养。要摆脱简单的“拿来主义”的桎梏，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形成具有原创力、解释力和国际影响力的自主知识体系。

　　理论之所以成为理论，是因为它诞生于特定的历史语境和社会矛盾之中。离开了孕育理论的现实土壤，任何理论都将失去生命力，既解释不了现实问题，也难以推动理论创新，反而会陷入理论漂浮的困境。不可否认，借鉴西方理论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手段。但必须警惕简单的“拿来主义”的陷阱，要坚持以我为主，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与国际学术界积极开展平等而有尊严的学术对话，不断增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特约评论员 陈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