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研究以解释国家间互动、国际秩序演变及全球治理机制为核心任务，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宏观理论建构和结构性分析为主导的研究传统。历史分析、制度研究、规范阐释与体系推演等方法被广泛采用，并在解释战争、联盟、安全困境以及权力转移等重大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与这一研究取向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社会调查作为社会科学中获取一手经验材料的重要方法，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系统运用明显不足，其方法地位与学术价值长期处于相对边缘的状态。

　　这种边缘化现象并非由于社会调查方法解释力不足，而是与国际关系学科形成过程中确立的研究对象设定、理论范式偏好、方法论规范以及学术制度环境密切相关。随着国际政治议题不断向社会、认知和行为层面延伸，传统以国家和体系为中心的分析路径在解释部分现实问题时逐渐显现出解释张力。在此背景下，反思社会调查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未受重视的结构性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方法范式的重构路径，对于推动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更新和经验深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社会调查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受限的结构性原因

　　一是学科问题意识与研究传统持续且深刻地制约着研究方法的选择。从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来看，该学科的核心关切集中于战争与和平、权力分配、安全竞争及国际秩序稳定等宏观议题，其分析重心主要落在国家行为及国际体系结构层面。在这一问题框架下，研究者普遍倾向于采用历史比较、档案分析和理论推演等方法，而社会调查所擅长处理的个体认知、群体态度和社会互动问题，往往被视为与“核心问题”关联度有限。这种问题意识上的差异在学科发展过程中不断被再生产，逐渐固化为方法选择上的路径依赖，使社会调查难以进入国际关系研究的主流范式圈。

　　二是国家中心主义假设在本体论层面压缩了社会调查的适用空间。经典国际关系理论普遍将国家视为统一且理性的行为体，认为国家偏好可以通过制度安排、政策文本和对外行为加以推断，而无需深入分析社会内部结构及其复杂互动。在这一分析框架下，公众舆论、社会认知、群体情绪和社会动员能力被视为外生变量，甚至被系统性排除在解释模型之外。这种国家中心主义取向在方法论上削弱了社会调查的必要性，使其在研究中经常被视为可有可无的辅助性工具，而非具有独立解释价值的方法路径。

　　三是国际关系学科的主流方法论规范对社会调查方法具有明显的排他性约束。国际关系研究中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定量分析和形式化模型，对变量可控性、因果识别和结果可重复性提出了严格要求。相比而言，社会调查方法在跨国比较的有效性、样本的代表性以及情境因素的控制等方面都面临诸多现实制约，其研究结论往往高度依赖于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这一特征导致部分调查研究在成果发表与学术评价过程中难以完全契合主流方法标准，进而在学术竞争中处于相对劣势。长此以往，此类规范性压力促使研究者在方法选择上更趋保守，这客观上进一步强化了社会调查的边缘地位。

　　四是跨国调查的现实操作难度显著抬高了方法运用的制度门槛。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社会调查通常涉及多国样本，需要应对语言、文化、制度和价值观差异，同时还可能触及政治敏感议题。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研究者需投入大量时间和经费用于样本获取、调查协调、数据比对和伦理审查，其成本和不确定性明显高于文献研究或二手数据分析。在科研资源有限、成果评价周期较短的制度环境下，高投入、高风险的调查研究难以成为多数研究者的优先选择。

　　五是学术训练体系与评价机制对调查研究的支持不足，在结构性层面进一步放大了上述制约。在现有国际关系专业的人才培养体系中，方法训练多集中于理论课程、计量技术和模型分析，系统性的调查设计、访谈方法和质性分析训练相对薄弱。这种能力结构上的失衡不仅影响个体研究选择，也在整体上制约了社会调查方法的扩展。同时，以成果数量和短期产出为导向的评价机制，与社会调查研究周期长、前期投入大的特征之间存在内在张力，从制度层面间接抑制了调查研究的发展空间。

　　二、社会调查方法的范式重构路径

　　尽管长期未受到足够重视，社会调查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仍具有不可替代的方法价值。通过调查获取的微观经验数据，有助于揭示外交决策的社会基础、国家认知结构的形成过程以及公众舆论对对外政策的影响路径。在研究非国家行为体、跨国社会网络、国际规范扩散和全球治理实践等议题时，社会调查能够提供传统宏观分析难以覆盖的经验信息。

　　更重要的是，社会调查为弥合宏观结构与微观行为之间的分析断层提供了关键工具。国际政治并非仅由制度安排和权力结构所决定，社会认知、情绪动员、身份建构和集体行动等因素往往通过复杂的中介机制影响国家行为。系统运用社会调查方法，有助于揭示这些机制的具体运作方式，从而提升国际关系研究对现实问题的解释深度和精细化程度。

　　推动社会调查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规范化运用，首先，需要在方法论层面实现多元整合。国际关系研究不应在定性与定量之间建立排他性对立，而应承认不同方法在解释不同分析层级问题上的互补性。通过将社会调查与比较研究、过程追踪和文本分析相结合，可以构建多层次、多来源的证据体系，增强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其次，应以研究议题的现实转向推动方法更新。随着国际政治议题不断向社会层面和认知层面延伸，研究者有必要主动将社会调查纳入对新问题的分析框架之中。议题结构的变化为方法创新提供了现实动力，也有助于逐步弱化既有的路径依赖。

　　再者，通过跨学科合作提升调查研究的规范性和可比性。借鉴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中成熟的调查技术与分析工具，有助于弥补国际关系研究在调查方法上的经验不足。跨学科合作不仅能够提升研究质量，也有助于推动国际关系方法论的系统性反思。

　　同时，制度层面的支持也不可或缺。科研管理部门和学术期刊可通过设立专项课题、优化评审标准等方式，为社会调查研究提供更为友好的制度环境。在学术评价中更加重视研究设计的严谨性和经验贡献，有助于改善方法选择的激励结构。

　　最后，加强系统化的方法训练。在学术人才培养和继续教育中，将社会调查方法纳入核心训练内容，通过实践导向的课程设计提升研究者的调查能力，是推动该方法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实现长期发展的基础条件。

　　社会调查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边缘化，是学科传统、方法规范与制度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随着国际政治现实日益复杂，多层次、多主体的国际互动不断涌现，单一研究方法已难以提供充分解释。通过加强方法论反思、完善制度支持并提升研究能力，推动社会调查的规范化和体系化运用，有助于夯实国际关系研究的经验基础，提升理论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在全球秩序重构背景下，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正处于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阶段，亟需以社会调查为重要支撑，弥补理论创新中的经验短板。未来，我国应充分利用当前日益完善的数字技术条件，推进跨国调查与数据库建设，倡导以扎实调查为基础的研究取向，并通过方法创新、评价机制完善和跨学科融合，推动社会调查突破边缘化困境，成为国际关系研究持续创新的重要动力。

　　【本文系陕西高校青年创新团队—中东欧区域与国别研究创新团队、陕西省教育厅科学研究计划项目资助（24JP155）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