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新时代文学以审美的方式反映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提出了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的重要命题:“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所进行的奋斗,推动我国社会发生了全方位变革,这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人类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面对这种史诗般的变化,我们有责任写出中华民族新史诗。” 这一文学新命题的提出,为新时代文学的理论建构与审美追求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导和精神启发。新时代文学有着丰富而深刻的精神内涵、多种创作传统和审美路径。本文通过史诗性维度把握新时代文学的新史诗性内涵、创作现状及其书写路径,以推进新史诗性文学经典的建构。
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家,中国文学一直有着强大的史传叙事传统。文史不分家,不仅体现在文学与历史研究领域,而且体现在中国文学创作者和读者的接受与阅读期待之中。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一直是中国文学书写的范本,其建构了以“实录精神”为内核的精神传统。随着西方史诗概念的引入,史诗性作为一种审美范畴和批评概念日益深入人心,成为中国现当代长篇小说审美评价的标志性指标。事实上,从史诗这一文体概念转化而来的史诗性审美范畴,很自然地契合了中国史传传统的审美历史基因,融合了民族国家叙事的现代化审美诉求。茅盾的社会剖析派小说《子夜》记录和回应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性时代问题。巴金的《家》、老舍的《四世同堂》、赵树理的《三里湾》、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欧阳山的《三家巷》、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张炜的《古船》、陈忠实的《白鹿原》等众多文学作品以其对一个时期中国社会状况的全面描摹、深刻叙述和生动刻画而获得史诗的赞誉。史诗性,不仅承载着中国人的审美历史基因,深度融汇了史诗概念的宏大叙事追求,而且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和审美接受过程中烙上了中国本土的审美风格和精神特质。
现实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新时代中国社会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不仅在中国历史上,而且在全球范围内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和价值。文运关乎国运。文学总是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记录和呈现每个时代的喜怒哀乐以及生离死别所带来的心灵震颤。新时代中国社会发生了史诗般的变化,这一时代与历史的巨变召唤具备新史诗性品质的文学作品的诞生。所谓新史诗性作品,是指在新时代创作语境下生成的以中国式现代化新实践为叙事内容的文学作品,它们有着区分于以往史诗性作品的创作背景、主题内容、主体形象与审美形态。例如,陈涛的《在群山之间》记录了他在甘肃藏南山区乡村两年扶贫的“心灵史”,建构了一部人与时代、地区相遇的“心灵史”。马金莲的《亲爱的人们》书写了宁夏一个小山村三代人的百年乡村史诗“备忘录”。关仁山的《白洋淀上》为我们描绘了白洋淀百年发展所经历的蓝色、红色、金色、绿色四个时代,塑造了乔麦、王决心等新农人的主体形象。乔叶的《宝水》在历史和现实、城市与乡村、个体与家族、叙事与抒情之间获得很好的审美张力,实现了人性刻画、地方民俗风情书写与乡村振兴建设之间的有机融合。
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新时代文学正在成长发展之中,在创造出一些优秀的新史诗性作品的同时,也有待进一步提升。对于新时代文学所具有的新内涵与新追求,特别是对其新史诗性内涵与追求,我们应给予高度重视。在继承中国史传传统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叙述经验的基础上,新时代文学创作者应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创造出属于时代的、民族的、国家的新史诗。具体来讲,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深度开掘。
一是传承人民性。鲁迅说,从喷泉里喷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流出来的都是血,革命文学的关键是要做一个革命者。草明、柳青、周立波等作家的创作经验告诉我们,作家不能只在舒适区写作,而要到人民大众中间去,要真正融入人民大众的生活之中,获得时代中心经验,才能写出这个时代的疼与痛、矛盾与焦点,刻画出时代的精神魂灵。二是叙事全景性。叙事全景性是一种整体性的审美风格,体现为一种全新的景观建构,即新时代的新现实、新话语、新材料、新人物、新组织、新情感,及其由这些“新材料”所组成的新风景。这里面既有来自山川地理、地域文化、民风民俗的自然风土人情风景,也有涵盖历史文化、经济关系、政治结构的社会历史人文景观,汇聚为一个具备大视野、多重景观与厚重历史的审美景致。三是塑造新英雄。新史诗性需要以新的典型英雄人物形象为精神内核。新时代的现实实践为新英雄典型塑造提供了深厚的艺术土壤。杨志军的《雪山大地》塑造了与青藏高原民众生死与共、有着雪山大地一样圣洁的、全身心奉献于青海藏族地区事业的英雄典型——强巴和苗医生,获得感人至深的抒情力量。四是语言创新性。形式与内容是合二为一的。新的叙事主题、叙事内容需要新审美形式。新时代文学的新人物、新情感、新生活亟须新话语、新形式与新风格来有效表达其新史诗性内涵特征。因此,新时代的新史诗性写作亟须一场新的语言形式变革。
新时代文学有着深刻的内涵、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丰富的精神向度。而新史诗性无疑是新时代文学众多精神向度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千百年来,中国文学一直重视“信史”与“实录”的精神传统。文学在中华民族情感共同体的审美建构、中华民族精神的历史传承中一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新时代文学应高度重视新史诗性,以审美的经典性品质建构为要求,以新时代中华民族的备忘录、风情志、民族魂、心灵史为审美功能和精神旨归,书写出中华民族的新史诗经典。
(作者系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