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气候变化、传染病、技术治理与认知战等非传统安全的挑战，传统安全心理学的研究范式局限渐显。如何从非传统安全的视角出发，发展一种更具解释力的安全心理学体系，已成为学术界与战略界亟待解决的命题。

　　提倡更为开阔的研究视域

　　与传统安全心理学强调国家力量对比、制度相似性及威胁可信度构成威胁感知不同，非传统安全心理学拒绝将安全范畴局限于国家与理性个体，提倡一种更为开阔的研究视域。就其指涉对象而言，安全的感知是由多重主体共同构成的，所涉范围不仅包括人类自身，也涵盖非人类动物、机器的算法逻辑、基础设施的结构作用，乃至气味的触达、流动性的中断与心理景观的构造等。此处所言的安全心理，超越了以领土为中心的传统价值边界，由人的安全、家园安全、动物安全，乃至星球安全这一整体性存在共同构成。安全心理的威胁来源可以是非目的性与非敌意性的，比如智能系统的自动进化、现代性的内在危机与全球化的排斥效应。在此语境中，安全心理的主体已从单一国家转向一个流动且多中心的感知共同体，其实现路径体现为去军事化、关系性与多主体协同的实践形态。

　　在分析视角上，非传统安全心理学质疑国家与理性个体作为安全建构的绝对中心，转而聚焦于符号暴力与话语对情感认知的操纵。在安全化理论中，话语构成往往先于威胁识别。由此，在理论流派上，非传统安全心理学深刻意识到传统安全心理学被“理论紧身衣”所束缚，即将一种基于西方经验的理性假设生硬套用于极为多元的非西方世界，导致非西方世界的国家与民众失去了真正理解与阐释自身安全与国际安全的认知资源、语言工具与道德意识。

　　近代以来，全球范围内安全认知结构的失衡、扭曲或错配，很大程度上源于认知基础资源与话语权力分配不平等的加剧。面对这一问题，非传统安全心理学并不诉诸对既有秩序的简单修补，而是强调一种带有存在论意味的“忘却—再学习”路径。通过有意识地暂时悬置既定的、已然失衡的全球认知结构，主体得以从被动嵌入的认知位置中抽离出来，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学习、重新生成一种更契合自身历史经验与现实处境的话语体系。

　　安全心理的异感知秩序

　　不同于传统视角对国家或人类个体认知系统的同质化假设，非传统安全心理学将安全心理视为一种异感知秩序。这一秩序的第一个异质化特征是多主体性，即超越国家与人类中心的传统视角，将非人类智能体、基础设施网络等纳入安全主体范畴。此外，非传统安全心理研究开始转向气味、声波、空气流动等“氛围性”因素，认为这些非实体因素能够唤起集体警觉与防御反应。这意味着心理安全需要通过人与“他者”（包括非生命体）协同交互，形成一种共感场域。

　　在更根本的层面，非传统安全心理学的异感知秩序显现出多本体性特征。一是自我本体。不同于现实主义强调权力竞争、社会建构主义关注观念塑造等“外部性”路径，以本体安全理论为代表的“自我本体”视角转向对“内我”的存在结构与情感基础的探讨。二是话语本体。作为一种修辞性实践，不安全感产生于言说者对威胁意涵的巧妙构筑，引发特定政治回应，并于公共意识之中塑造深层的焦虑共鸣。三是关系本体。现有研究将关系性理论引入认知、情感与“心—物”关系的研究，进而发展出关系性本体安全论、以威胁感知为对象的关系性意识形态理论等。四是技术本体，主张技术在模型预测机制与算法治理赋权的嵌合过程中，逐步获得一种“拟能动性”。这一观点推动安全心理分析从内在稳定结构转向外部的技术逻辑。

　　异感知秩序的另一个关键特征是多感官性。安全感的生成不再完全依赖视觉，而可能来自嗅觉、听觉等其他感官维度。其中，嗅觉在边界识别与威胁判断中起到重要作用，深刻影响战争的“感知秩序”。此外，在感官政治与法证建筑学的交叉研究中，听觉记忆不仅构成了安全空间的心理感知形式，而且成为视觉回溯重建的线索。这些方法显示出非视觉感官系统在安全心理探究中的独特价值。

　　新兴研究领域的重点方向

　　非传统安全心理学的新兴研究方向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认知安全与认知战研究呈现三种取向：一是强调系统，认知安全源于信息系统、心理机制与社会结构的交互演化；二是聚焦认知场域，主张认知安全由认知域的本体结构与历史叙事场域共同决定，国家治理模式、记忆政治与价值体系深度嵌入其中；三是聚焦技术，分析算法、人工智能、深度伪造等关键技术在重构认知生态中的主导地位。

　　其次，量子科技的发展衍生出一系列非传统安全心理学层面的问题。量子科学固有的不可预测性动摇了人类对确定性安全的基本信赖，加深了人类认知不完整性的体认。虽然量子加密承诺“不可破解”与“不可伪造”，但是其运作的不可观测与结果的不可复核，加剧了算法信任与情感信任之间的断裂，也对人类理解能力构成了挑战。当社会将安全管理越来越多地“外包”给不可掌控的量子化系统时，就会形成一种量子依赖型的心理脆弱。

　　最后，从更深层看，非传统安全心理学的新议程开始自觉地站在“全球立场”上，反思安全认知何以在不平等的知识结构、道德叙事与文明等级中被自然化，并由此将道德心理学与认知正义引入安全研究的核心位置。这一转向与当代国际关系伦理研究的整体演进高度同构。这种扎根于人类共同处境的“视域融合”的阐释学实践，促使不同文明在安全与发展议题上实现认知的“去先见化”与责任的共建，其目的是通过主体间持续的互相学习，推动异质性被接纳为意义生成的必要条件，从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一种基于认知共生、道德多元与文明互鉴的心理基础。

　　未来，非传统安全心理学研究既要把握安全心理学“非传统化”后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又要避免研究精微化导致的碎片化问题。只有运用多学科交叉方法，推动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系统性整合，才能实现安全心理学理论体系的有机统一。

　　（作者系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