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确保社会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回望过去五年，从中央社会工作部的组建，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写入党的二十大报告；从城乡社区治理体系的日臻完善，到“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普及深化；从持续为基层减负，到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铺开……我国社会治理领域经历着一场系统而深刻的变革，效能得到显著提升，为实现“社会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十四五”规划圆满收官与“十五五”规划崭新开启，中国社会治理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新春之际，就“十五五”社会治理主题，本报记者采访了相关学者。

　　治理效能显著提升

　　“十四五”时期，是中国社会治理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五年。党建引领、科技赋能、重心下沉、多元共治成为这一时期治理变革的关键词。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已成为最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政治制度研究室主任韩旭表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最大优势，是确保治理方向不偏、力度不减的根本保障。这种优势的转化，生动体现在无数基层实践中。

　　北京市推行的“接诉即办”改革，成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生动范例。这一改革以“市民诉求驱动”为核心，将了解、感知并及时回应群众的急难愁盼作为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了“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新时代城市治理中的具体体现。

　　在深圳，党的组织覆盖延伸至城市生活的基本单元。深圳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系主任池上新介绍，南山区推行的“党建引领小区治理”模式，将党支部建在小区。“党支部牵头搭建小区议事会，整合业委会、物业公司、驻区单位等多方力量，把党的政策主张转化为共同议事议题。”通过党支部发挥协调核心作用，分散的诉求被整合为可行的解决方案，真正实现了“支部建在小区里，服务送到家门口，矛盾解在楼栋间”，展现了强大的政治动员力与社会整合力。

　　在山东，党委牵头一体统揽的建设思路同样成效显著。聊城市建设“一站式”矛盾纠纷调解中心，整合司法、信访、人社等多部门力量，实现了从“多门受理”到“一门通办”的权责重构。山东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周德禄表示，山东的社会治理改革以党建为引领、以数智化为驱动、以“一站式”服务为载体，显著提升了基层社会矛盾预防化解与社会服务效能。

　　“十四五”时期同样是数字治理快速推进的五年。各地依托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智化手段，不断优化治理流程，推动基层治理与公共服务向精准化、便捷化迈进。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田毅鹏团队在浙江衢州市的长期跟踪调研发现，该市推出的“邻礼通”平台，从最初仅用于解决物业难题的微信小程序，逐步拓展为集物业管理、社区服务、民意诉求、议事协商等多功能于一体的智治平台。更重要的是，在推广过程中，衢州注重推动线上平台与线下服务的深度融合，建立机制切实减轻基层负担，让智治平台真正回归治理本源，回应民生需求，避免了技术的泛化与空转。

　　在山东威海，治理创新同样扎根于最具“烟火气”的日常生活。山东大学纪检监察学院教授刘洋在调研中注意到，无论是“社区市集”激活闲置空间，还是“公益就业培训”帮助困难群体，都体现了技术赋能背后对民生需求的精准回应。

　　各地在基层治理中的创新实践，蕴含着宝贵的治理经验。韩旭总结道，通过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扩大公民有序参与、吸纳社会力量协同治理的方法解决问题，这一“民主—民生”治理思路在多地取得了良好效果。治理触角已深入社会肌理，在回应一个个具体诉求中，践行着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

　　“十四五”时期，各地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一老一小”、新市民、新就业群体、困难群众等重点群体，推出一系列有温度、接地气的治理创新，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面对庞大的快递员、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深圳的探索具有创新性。池上新介绍，深圳不仅出台了系列保障政策，建设了覆盖广泛的服务网络，更通过创新性机制，引导这一群体成为“治理伙伴”，参与社区巡逻、隐患上报等志愿服务，实现了从“管理对象”到“治理力量”的转变，体现了治理共同体的深度构建。

　　“十四五”时期民生领域最显著的变化之一，是面向公众的政务服务整体水平大幅提升。韩旭表示，尽管仍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但从总体上看，政务服务的便捷度、高效度显著提高。浙江等地推进共同富裕的实践，也始终围绕民生需求发力，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完善制度体系 激发社会活力

　　如果说“十四五”以治理效能提升为主线，那么面向“十五五”，实现“社会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则是一项需要精密求解的时代课题。这要求我们在新的起点上，进一步完善制度体系，激发社会活力，筑牢安全底线。

　　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是实现治理远景的重要体现，也是“十五五”时期社会治理的重点任务。刘洋认为，要把握“加强党的领导”这一中心，聚焦三个着力点：一是以制度清单明确“共建”力度，明晰各主体权利义务，让“共建”成为必选项；二是以协商制度推进“共治”深度，提升协商民主制度化水平，激发多元主体参与意识；三是以评价反馈机制完善“共享”精度，精准匹配供需，让共享更具针对性。

　　周德禄建议将基层鲜活的实践转化为长效的制度安排，强化党建协同、数字赋能、法治保障、多元参与，并建立评价制度化机制，形成“创新—评估—固化”的良性循环。韩旭向记者举例，浙江省推行的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四川绵阳、浙江杭州探索的政协委员参与治理机制，都是充分发挥现有制度体系潜能的好实践，值得进一步总结推广。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关爱困难群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价值追求。刘洋表示，关爱困难群体，既要通过直接补贴救助解决燃眉之急，也要通过平台搭建、技能培训等方式提升其内生发展能力，实现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变。周德禄建议推动公共服务资源下沉，聚焦困难群体实际需求，推出个性化、精准化帮扶措施，不断完善社会救助体系，推进养老、育幼服务普惠化，在发展中充分彰显公平正义。

　　实现“社会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的治理远景，需要强化法治保障、数字赋能、专业支撑等方面。在法治保障方面，池上新建议加快制定和完善与新兴业态、数字治理等相关的法律法规，不断完善社会治理法律体系。“更重要的是推进法治社会建设，让法律精神、公平正义观念深入人心，探索建立基于社会成员自主性的法律实现机制。”韩旭以成都大邑县为例，提出引导群众通过自治、调解解决基层矛盾，实现自我管理，本身就是法治精神在基层的生动实践。在数字赋能领域，田毅鹏提出，数智化治理要始终回归民生本源，避免功能泛化。要通过机制创新保障平台长效运行，让技术真正服务于群众需求，而不是成为新的负担。在专业支撑方面，池上新建议，“十五五”时期需要重点完善社会工作职业化、社会心理服务、志愿服务激励三大机制，为精细化治理夯实人才基础和服务网络。

　　“社会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看似矛盾，实则在我国语境下是辩证统一的整体。田毅鹏从学理层面解读说，“生机勃勃”强调发展、活力、创新、包容，“井然有序”强调安全、公正、稳定，二者共同定义了中国之治的现代化图景。“这一目标设计超越了‘强控制弱活力’或‘强活力弱秩序’的单一模式，致力于探索二者动态平衡、协同共进的道路，是‘中国之制’优势在社会治理领域的集中体现。”

　　池上新认为，二者辩证统一的基础在于，坚持党的领导，确保社会发展方向正确和整体稳定，这是“井然有序”的根本保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通过发展民主、保障权利、激发活力，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这是“生机勃勃”的动力源泉；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塑造既规范有序又充满活力的社会生态。“我们研究发现，良好治理绩效的有序与公众参与热情的活力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二者可以相互促进、协同发展。”

　　扎根实践促进理论创新

　　中国社会治理实践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供了广阔的研究舞台；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也迫切需要理论的有力支撑与智识的深度贡献。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社会治理研究的生命力在于实践，只有扎根基层、深入田野，才能捕捉真问题、总结真经验、提炼真理论。田毅鹏立足基层实践，通过对“邻礼通”案例的长期跟踪，提出“基层智治平台泛化”问题。“深度田野调查不是简单的走访，而是长期跟踪、深度参与，在‘现场’中理解复杂因果，捕捉那些书本上看不到的实践逻辑。”池上新团队围绕“医患信任”开展全国性问卷调查，对“随迁老人”的社会融入与健康状况进行追踪调查，近期又承担了“城乡居民数字健康素养研究”。“这些研究都源于基层实践的需求，也旨在为实践提供解决方案。”韩旭则重点关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与社会治理的机制，未来将继续扎根调研，尝试提出更具理论性和实践价值的研究成果。

　　正是扎根于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沃土，学术界开始产生一批具有解释力的本土概念，如“复合型社会资本”“韧性社区”等，以及“党建引领下的多元协同”等分析框架，“关系调节”“过程治理”等理论范式。韩旭认为，对于“三治融合”“四治融合”等实践命题，还需要在理论上进一步深入分析和阐释，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池上新表示，向世界讲述中国治理故事，不能停留于现象描述，而要用严谨的社会科学方法，揭示中国治理模式何以有效的内在逻辑、条件边界和普遍意义，为全球社会治理贡献中国经验与智慧。周德禄也提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一方面要扎根实践提炼理论，构建中国自主的社会治理知识体系；另一方面要推动理论成果转化，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支撑，让学术智慧转化为治理效能。

　　针对“十五五”时期的研究重点，学者们也提出了自己的思考。田毅鹏认为，当前最迫切需要关注的前沿问题是居民参与不足的困境。“如何破解参与难题，激活基层社会活力，是基层治理重心下移的重中之重，也是学者需要重点研究的课题。”池上新建议，未来研究聚焦数字时代的治理转型与伦理、风险社会的韧性治理体系构建、共同富裕背景下的利益分配与社会心态调节、超大型城市群的协同治理等前沿问题。

　　研究中国复杂而动态的社会治理，单一学科的方法已显不足。刘洋提出，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内在要求研究方法的融合性。研究者要提升方法自觉，推动跨学科合作。更重要的是，研究方法要服务于研究目的，服从于立足中国立场、直面中国实践的需求。池上新结合自身实践说，探究复杂社会问题，必须融合社会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法学等多学科视角，注重混合研究方法，并积极探索计算社会科学等新方法，提升研究的科学性和针对性。周德禄则呼吁构建跨学科整合与深度田野调查相融合的研究范式，强调治理问题的真实性和系统性，推动量化技术与质性深描的有机结合。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张清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