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送暖，万物竞发。马年新春伊始，广大社会学研究者已满怀激情踏上新一年的科研征程。从白山黑水到南海之滨，从田间地头到数字云端，处处可见社会学人躬身前行的身影。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面对社会结构深刻转型、科技革命加速演进、治理体系系统重塑的时代大势，中国社会学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扎根中国大地、回答时代之问，以扎实的田野调查和深刻的社会洞察，聚焦城乡融合、人口发展、社会治理等重大现实议题，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社会学的理论思考与智慧力量。

　　立足中国实践

　　“构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新春之际，记者联系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文军时，他还在为云南楚雄的调研事宜忙碌着。他说，当今全球社会复杂多变，传统以“确定性、可预测性、线性演进”为基础的社会学分析框架，已难以充分解释我们身处的现实。对此，需要发展出一套能够理解和分析社会发展“不确定性”本身的社会学概念体系，这本身就是对自主知识体系的重大理论突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成伯清认为，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要通过扎实调查和经验分析，系统提炼“关系”“家国”“天下”等本土概念的现代形态，构建能够深刻解释中国发展路径、充分彰显人民性的自主知识体系。

　　过去一年，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田毅鹏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新发展社会学”学科理论体系构建之中。站在新一年的起点上，他期望在新发展社会学的视域下，对中国及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经验进行学理性提炼，并将其纳入发展社会学学科的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之中。“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既要反观传统，又要直面当下，还要放眼世界。这不是简单的回归传统，亦非一般性的‘中西结合’，而是一种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把握当代的综合性创新工程。”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朱涛看来，社会学研究必须始终以人为核心，在数智时代更要关注个体的主观体验与权益诉求，彰显社会学的人文关怀底色。“这是中国社会学区别于技术理性至上路径的根本所在。”

　　针对当前部分研究仍习惯于套用西方理论框架解释中国实践、基于本土经验提炼原创性概念和理论范式能力尚显不足的问题，学者们一致认为，必须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在解释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中，构建起既能深刻揭示中国社会复杂性，又能与全球学术共同体进行平等、富有建设性对话的社会学学术体系和知识体系。

　　回应时代关切

　　“十五五”时期，社会学研究肩负前所未有的时代使命与学术责任。直面社会发展现实、维护社会长期稳定，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点。

　　过去一年，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赴多地开展深入调研。他深刻感受到，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体现为经济的腾飞，更包含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公平正义，亟须一个体系科学、结构完整、功能完备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作为坚实支撑。南开大学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院院长关信平持续关注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与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他主张通过完善职业资格制度、健全职称体系、构建产学研融合的人才培养机制，真正让这支专业化力量在服务人民、服务社会、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高嘉敏过去一年的研究主要围绕少子化背景下的人口结构转型、“一老一小”民生保障，以及高质量发展支撑体系展开。她表示，当前我国人口问题已经从单一的数量议题转向涵盖家庭发展、公共服务、社会治理和法治保障的综合性议题。“‘十五五’时期，要持续深化少子化趋势下的家庭发展研究，深入探讨人口结构变化对教育资源配置和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从健康社会学视角出发，探讨社会结构性因素如何与个体的健康行为与结局产生互动。”

　　深刻揭示社会结构变迁，夯实高质量发展的社会基础，是学者们关注的又一重要方向。文军表示，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刻转型，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素材，使学科边界得以大幅度拓展。成伯清提出，社会学需将社会结构变迁与民生保障研究紧密结合，深入研究人口结构、家庭形态、城镇化与区域人口流动等趋势，为应对少子老龄化、释放人才红利、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提供坚实的实证依据。

　　前瞻研判新型社会风险、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是社会学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切入点。朱涛表示，面对社会转型和人口结构巨变对养老、医疗、教育等领域带来的系统性挑战，必须加强基层治理中的数字化转型、居民参与机制、资源整合模式研究，在实践中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勇立时代潮头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正在对我国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行为、社会心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社会学研究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也面临新的任务。

　　新的一年，朱涛最关心的议题就是社会学如何在数智化浪潮中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跃升。他表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海量数据与分析工具，虚拟与现实融合、人机互动增强、数字劳动兴起等新现象，大大拓展了社会学的研究边界，人工智能社会学、计算社会学、数字社会学等新兴分支将迎来快速发展。

　　人工智能带来人与非人互构关系及其现实挑战。算法技术、数字孪生等在持续迭代的过程中，已不再局限于单纯的技术工具，而是日益成为参与塑造社会关系、影响决策过程的“非人行动者”。“这迫使我们必须拓展社会学的传统边界，从单纯关注人类，延伸到人类与非人类共同构成的社会事实。”文军说。

　　智能科技对重塑社会团结、信任机制及社会规范带来深刻挑战，加强数字社会转型的系统研究引发学者们高度关注。成伯清认为，应深入研究人工智能、平台经济等如何重塑社会结构、权力关系、劳动形态、人际信任与群体认同，高度关注数字鸿沟、算法伦理、虚拟社群等前沿议题。

　　在朱涛看来，社会学研究要从以“线下现实社会”为主，延伸至“现实—虚拟”全域，更加关注人机互动关系、算法建构的社会互动等崭新问题。动态数据的实时获取将更好地推动社会学既“解释过去”，也“预测未来”，有力提升学科的前瞻性与决策价值。面对数据使用可能存在的风险，朱涛呼吁探索数据“合理使用”框架，明确数据使用边界，在保障研究客观性的同时切实保护个人隐私。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可能带来AI型结构性就业压力，对传统就业体系和社会保障制度构成深刻挑战。对此，关信平表示，社会政策亟须作出前瞻性、系统性调整。应主动将AI作为方法论工具，融入社会政策研究全过程，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的前提下，推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政策知识体系，为全球数字时代的社会政策创新贡献中国智慧。

　　肩负时代使命

　　在“十五五”规划谋篇布局的关键阶段，社会结构深刻调整、科技革命加速演进、治理格局系统重塑，既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丰沃的实践土壤，也对其理论创新力、政策服务力和国际对话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面向未来，文军表示，要充分发挥社会学整体性的视野优势，主动将具体问题置于社会结构、历史脉络与文化情境交织而成的复合网络中进行审视，全面揭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浮现的问题根源和事实本真。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引领，坚守经世致用的行动品格，不仅要对国家发展中面临的现实困境作出解释与说明，更要以实践性的姿态介入其中，在社会实践中自觉承担起推动社会进步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

　　针对当前部分社会学研究或偏重宏观结构分析，而缺乏鲜活经验支撑；或沉溺于微观个案，而难以连接更大社会图景、中观机制桥梁作用发挥不充分等问题，成伯清表示，未来的社会学研究应更加注重对这些“中间地带”的系统性挖掘。例如，围绕人口负增长、老龄化加剧、家庭规模小型化等趋势，提出系统性应对策略；探索超大城市治理、县域治理、乡村共同体建设的有效路径。在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同时，也要胸怀天下，高度关注全球性议题，提升向国际学术界清晰阐释中国道路社会学内涵的叙事能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深刻的社会学洞见。

　　在回应人口结构转型和民生议题方面，社会学研究仍有进一步提升和拓展的空间。高嘉敏提出，一方面，可以在既有研究成果之上，更加注重将学术分析与政策实践紧密衔接，推动研究成果向制度设计和公共决策转化；另一方面，有必要持续加强宏观制度分析与微观家庭经验之间的互动，通过多层次、多方法的实证研究，深化对社会运行机制的理解。“我们要在夯实现有研究基础的前提下，持续深化对人口结构转型、家庭支持体系和公共服务制度创新等领域的研究，更好服务国家人口发展战略和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

　　未来，城市研究将成为社会学界关注的热点领域。在田毅鹏看来，这实际上是中国社会进入新发展阶段、国家战略导向和学科内在逻辑共同作用下的必然趋势。在新型城镇化的“下半场”，城市发展从外延扩张转向内涵提升，城市治理、公共服务、包容性发展、生态宜居等议题变得至关重要，亟待社会学研究者深度参与。此外，城乡融合发展的提出及实践，将使中国社会发展步入新的发展阶段，这也为社会学研究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理论检验场和政策实践场域。

　　一年之计在于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社会学人正以高度的学术自觉和强烈的时代担当，扎根中国大地、深植时代沃土，在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征程上奋勇前行。广大学者一致表示，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昂扬的斗志，把握时代脉动、倾听人民呼声、反映群众需求，以高质量研究成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用实际行动践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使命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