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增长动能角度来看，在旧动能衰减的同时，我们完全可以培育壮大新的增长动能，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完全内生于中国经济体之中，我们可以通过深化改革、结构转型等来培育挖掘新的增长动能。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变。这些新动能包括：

　　第一，技术的前沿创新。虽然技术引进和模仿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小，但技术的前沿创新在中国方兴未艾，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有明显提升。我认识一位浙江的投资家，据他介绍，仅在杭州就有上百家类似DeepSeek这样的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他们都在进行以市场为导向的技术创新。这类新兴企业未来会像雨后春笋般涌现，成为增长的新引擎。

　　第二，深度城镇化。虽然数量扩张型的城镇化空间已收窄，但深度城镇化未来仍有很大空间。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成渝以及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一体化发展，将释放巨大潜能。经过测度，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拉动未来GDP增长约1.8个百分点。未来5—10年，深度城镇化不仅能带来量的合理增长，还将推动消费升级与结构转型，推动高质量发展。

　　第三，消费的提质和扩大。不管采用何种统计口径，目前我国消费率在全世界范围内仍属最低国家之一。消费率的提高及消费升级有助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未来我们可以通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实施一系列“投资于人”的财政政策、提高就业率与就业质量、优化消费品的供给结构等来提升消费水平、优化消费结构，推动经济增长。

　　第四，结构性改革红利。尽管改革难度加大，数量改革红利有所收缩，但结构性改革仍有巨大空间。例如，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要素价格的进一步调整、金融制度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等。这些改革能进一步释放经济活力，进而推动经济增长。

　　第五，人口质量红利，即“工程师红利”。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逐渐逼近“刘易斯拐点”，低端劳动力优势有所减弱，但随着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中高端劳动力显示出巨大的成本优势。例如，一名程序员的年薪在发达国家可能需要30万美元，而在中国可能不到10万美元。这种“工程师红利”在科技进步的背景下体现出巨大的成本优势。

　　此外，在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过程中，不仅需要科技创新，更需要制度创新。制度创新直接为科技创新注入强大的动力，也为科技创新提供了有效的产权保护。无论是创新与产业的融合，还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都需要以制度变革为前提。制度创新的重要内容就是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

　　总之，虽然“从短期看短期”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但“从中长期看短期”，中国经济的前景依然光明，我们对未来应抱有充分信心。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原文刊载于《北京日报》2026年1月12日第10版，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