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勤春来早，马年启新程。随着2026年农历新年的钟声敲响，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已抖擞精神，投入到新一年的研究工作中。2026年是意义非凡的一年。我们迎来“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站在了党的创新理论研究迈向高质量发展、深度对接国家战略需求的新起点。

　　党的创新理论作为引领国家发展的思想旗帜和破解发展难题的行动指南，始终是社科研究的首要课题。在新的历史坐标上，如何让理论研究精准对接国家战略、主动适配新技术变革、着力补齐发展短板？春节期间，本报记者采访了多位学者，共同探讨新征程上党的创新理论研究的新动向、新任务、新使命。

　　推动理论研究与国家战略深度融合

　　步入“十五五”时期，国家发展的宏伟蓝图为党的创新理论研究划定了清晰的政策坐标系，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者们普遍认为，当下的核心任务在于让理论研究从书斋走向火热实践，从单纯的阐释走向深度的赋能。

　　“‘十五五’规划建议蕴含的政策切入点，比以往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秦宣表示，这不再是简单的理论对政策的单向研究，而是要将创新理论的世界观、方法论，系统融入高质量发展、国家治理现代化、共同富裕等核心战略部署，形成“理论指导政策、政策反哺理论”的双向良性循环。

　　秦宣进一步阐释，在新时代新征程，面对新技术加速迭代、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关键时期，党的创新理论研究必须紧紧围绕“立足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这两大核心展开。立足国家战略，就是要扎根中国实践，聚焦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真问题，从伟大实践中提炼规律，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具有现实穿透力的话语体系；回应时代需求，则是要与时代同频共振，将研究重心放在共同富裕、科技自立自强等时代最紧迫的议题上，让理论不仅解释世界，更能引领实践，走在时代前列。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尤其彰显了其开创现代化新道路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使命。”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宋朝龙认为，大变局的根源在于西方金融资本积累引发的深层危机。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构建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超越金融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新路径，为后发国家发展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强大的制度参考。

　　作为党的二十大以来的重大理论创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被学者视为连接党的创新理论与“十五五”规划实践的主干性理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康晓强分析，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紧扣“中国式现代化”主题谋篇布局，进一步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正是“十五五”规划的核心主题。这要求理论工作者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并加强对这一科学社会主义最新重大成果的学理化阐释，揭示其内在逻辑与实践伟力。

　　以创新实践直面新技术变革浪潮

　　人工智能、大数据、知识图谱等新技术的快速迭代，正在深刻重塑党的创新理论研究的方式方法与时代课题。新技术打破了传统研究“耗时久、范围窄”的局限，让理论探索更具科学性和精准性。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林青表示，新技术催生的社会新场景，深刻改变了社会生产生活方式与人的存在状态，由此带来新的时代课题。这要求党的创新理论研究既要回应高质量发展等物的问题，更要关注在新技术条件下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分析这些新场景，提炼与之相适应的研究范式，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贡献力量。

　　谈及新技术的具体应用，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韩强介绍，当前数智技术正深度赋能党的建设四大领域：在理论研究上，借助CiteSpace等数据库和DeepSeek等人工智能工具，实现文献智能挖掘与前沿追踪；在党员教育上，通过精准画像和泛在化场景，增强育人实效；在党务工作上，以数据互联共享推动“数据多跑路、党员少跑腿”；在反腐败斗争中，依托大数据比对，实现线索智能发现与证据高效固定，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技术利器。

　　“科学技术越是发展，越需要深入研究辩证逻辑，发挥人类思维的独特能动性。”在宋朝龙看来，理论以思维逻辑把握事物本质，而辩证逻辑是理论思维的最高形式。当前，人工智能仍囿于数理与知性逻辑，而人类大脑最高层次的辩证思维能力，仍是机器无法企及的。只要保持理论自觉，科学技术不仅不会消解理论的深度，反而会成为其强大的辅助工具。

　　展望党的创新理论研究发展新趋势

　　站在2026年的新起点展望，党的创新理论研究机遇与挑战并存。如何在已有丰硕成果的基础上，破解深层次的结构性难题，成为学术界共同思考的课题。

　　秦宣坦言，当前学术界仍存在四大结构性难题：一是理论坐标之困，即如何超越西方中心主义，从中华文化和中国道路中提炼自主范畴，构建解释中国、阐释世界的知识体系；二是知行脱节之弊，即如何打通理论创新对接国家战略、破解现实堵点的双向通道；三是经验转化之难，即如何以中国道理总结中国经验，将“中国之治”系统升华为“中国之理”；四是学科壁垒之限，即如何适应数字文明时代，以多学科融合的大视野回应复杂时代命题。

　　“道不可坐论，理不能空谈。”江南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执行院长陈松友认为，新一年的研究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统一。首先，要聚焦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科技自立自强等“十五五”时期的重大战略部署，找准理论与战略的结合点，确保研究的前瞻性与实用性。其次，要扎根实践现场，摒弃从概念到概念的推演，将研究触角延伸至基层前沿，把理论转化为诊断问题、破解难题的工具箱。最后，要深入调查研究，通过扎实调研，将提出切实管用的对策建议作为深化理论研究的落脚点。

　　关于未来的研究方向，多位学者指出，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是深化研究的根本方向。康晓强认为，体系化重在拓展广度，学理化重在发掘深度，二者统一于对原理性理论成果的阐发。韩强认为，2026年将呈现五大新兴议题：一是党的创新理论在具体领域的新概括；二是与中共党史党建学、纪检监察学等新一级学科的深度融合；三是围绕“十五五”规划的中长期治理优势研究升温；四是复杂国际形势下对外传播与中国共产党观、中国观塑造的价值凸显；五是人工智能与大数据驱动研究方法出现革命性变革。

　　林青则提出，党的创新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必须注重问题导向和视域融合。理论创新源于时代之问，唯有直面实践中的真问题，方能把握创新理论的原初逻辑。同时，既要融通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阐明其渊源与贡献，也要对接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彰显其历史效应，从而构建完整的认知框架。

　　体系的构建始于原创性概念的提炼。陈松友提出，需从丰富实践中萃取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新质生产力等重大理论的标识性学术概念，为理论创新奠定概念基础。同时，要解决“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问题，就必须改进语言风格，将学术概念转译为贴近群众的大众话语，实现理论传播“入脑入心”。面向世界，则要加快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打造易于国际社会理解的新概念、新表述，为解决全球性难题贡献中国智慧。

　　以高质量研究服务“十五五”开局

　　个人研究布局能否契合国家战略需求，关系到研究成果的价值。面对2026年的核心课题，学者们已有了清晰的学术切入点。宋朝龙表示：“围绕‘十五五’规划开局，更需要我们研究五年规划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顶层设计和运行中的功能，研究其所依赖的制度本体和逻辑，以及规划健康运行的条件。”

　　康晓强告诉记者，他将系统剖析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梯式发展的主要特征及演展趋向。这不仅能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成果的学理化阐释，也能为丰富和完善其理论体系提供支撑，形成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更为清晰的思想图谱。韩强则表示，会持续关注党的领导与建设的理论与制度创新，深度研究以中长期规划管党治党的经验规律，着重从理论、历史、比较三个维度，探究规划治党的内在机理、历史做法，并通过中外政党比较，彰显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增进国际社会的客观认知。

　　2026年，“十五五”开局之年，既是理论创新的机遇期，也是实践检验的攻坚期。学者们一致认为，党的创新理论研究唯有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以技术变革浪潮为契机、以破解发展短板为目标，才能真正肩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中，让思想旗帜指引前行方向，让行动指南破解发展难题，理论界必将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为“十五五”规划的顺利实施贡献更为磅礴的智慧与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陈雅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