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丝绸之路的大宛故地、费尔干纳盆地的流沙之下，沉睡着文明交融的无言秘语。

　　近日，在中国历史研究院与撒马尔罕文化遗产署共同主办的中乌文明交流互鉴对话会上，中乌考古合作与文明互鉴再度成为焦点。学者们的讨论将时间拉回到2024年——在乌兹别克斯坦蒙扎铁佩遗址的考古发掘现场，松软的沙土层、“娇弱”的丝绸残片、锈迹斑斑的圆形方孔钱，给中乌联合考古队出了一道难题——他们必须在流沙中“稳住阵脚”，将遗址“整块带走”，再在实验室里逐层解锁古币背后隐藏的信息。

　　从套箱技术的跨国协作，到以丝为证推翻百年学术谬误，再到用一枚五铢钱还原丝路文化交融的复杂图景，一场跨越国界与时空的考古探索正在黄沙之上缓缓铺展，见证着中国考古从参与者向领跑者的蜕变。

　　在流沙中把遗址“整块带走”

　　自2011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后更名为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国家考古中心）签订合作研究协议以来，明铁佩古城遗址的探方里便留下了中乌考古学者并肩工作的身影。2024年9月，蒙扎铁佩遗址的发掘让这项合作有了新的重大发现：7座墓葬、2座建筑，还有丝绸残片、铜镜、圆形方孔钱……大量珍贵文物破土而出，尤其是保存尚好、能看清编织纹路的丝绸，更是自1986年该遗址首次发现丝绸后的又一重大收获。

蒙扎铁佩遗址现场临时场地开展纺织品保护修复

2024年蒙扎铁佩墓葬套箱提取现场

　　蒙扎铁佩——乌兹别克语里的“串珠台地”，坐落于锡尔河北岸的峭壁上，与巴兰德铁佩古城东西相望，是费尔干纳盆地里城址与墓葬关系最清晰的古代墓葬遗址。当丝绸、皮革、芦苇编织物这些有机质文物接连被发现，所有人都捏了一把汗：这类文物“娇弱”至极，一旦离开稳定的地下环境，接触空气后便极易损毁。由此，对现场的保护刻不容缓。

　　“在中国考古的理念中，文物保护从来都是从清理的那一刻就同步开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队长、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执行领队刘涛说，“出什么样的遗存，就第一时间找对应专家；理念先立住，技术随即跟上，这两样少一个都不行。”

　　基于这样的理念，团队很快拿出一套在国内早已成熟的方案——套箱提取法。这套方法曾让无数珍贵有机质文物得以完整进入实验室，在可控环境里接受精细化清理。可谁也没想到，这套在国内黄土地层里屡试不爽的方法，到了蒙扎铁佩，却遭遇了不少难关。

　　“当地的考古同行从未见过这样的‘整体提取’，觉得把整方遗迹连土一起搬走，既麻烦又没必要。”刘涛回忆当时的场景，第一个挑战便是反复沟通与解释，“我们翻出国内的案例，说明套箱提取对有机质文物的保护意义，讲实验室精细化清理能还原多少现场信息。最后，在翔实的资料前，也是源于对中方的信任，乌方欣然同意了套箱提取法方案。”

　　与沟通的难题比起来，自然条件的挑战更显棘手。蒙扎铁佩的地层并非国内常见的坚实黄土，而是松散的沙土，结构极不稳定，稍一扰动就有可能引发流沙，别说套箱，就连常规的清理都要格外小心。“这里的沙土不允许我们照搬国内的经验。”刘涛说，“木板多厚才合适？太薄撑不住整体结构，太厚又太笨重，很难穿透周边的沙土；石膏怎么填缝？当地能买到的石膏纯度极低，刚注入沙土缝隙，没等凝固就开始开裂。”种种操作困难横亘在考古队面前。

　　刘涛坦言，“当时心里真的没底，就怕前面刚加固完，后面的石膏就裂了，忙活半天全白费”。最后七八名队员分成几组，在套箱的不同位置同步注入石膏，眼神交汇间，动作节奏高度一致，只为让石膏在同一时间凝固。

　　套箱固定好了，新的难题又摆在眼前：套箱的体量不小，怎样把这个“大家伙”安全运到实验室？“多亏了乌方的同行们，他们二话不说就联系了当地政府，修出一条石子路。”那条蜿蜒在黄沙里的石子路，成了蒙扎铁佩遗址上中乌考古合作最生动的印记。

　　事实证明，这场在流沙中攻坚克难的套箱提取，不仅守住了珍贵的文物遗存，更为破解丝路千年谜题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正是在实验室恒温恒湿的可控环境下，对这个“大箱子”进行精细化清理与研究，那些藏在沙土里的核心秘密才得以层层揭开。其中最具学术意义的，便是丝绸与五铢钱的发现，它们不仅填补了丝路研究的关键空白，也为国际学术界带来了全新的认识与重要启示。

2024年蒙扎铁佩遗址发掘现场

　　织锦溯源的东方根脉

　　丝绸之路理论研究的话语权，一个多世纪以来始终掌握在德国学者手中。这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刘大玮长期关注的议题。而那个“整块带走”的遗址箱体，不仅守住了珍贵的文物遗存，更让丝绸重新成为解读丝绸之路的核心钥匙。

　　回溯百年学术史，1877年李希霍芬首次提出“丝绸之路”概念，勾勒出中国通往印度、中亚的两条主线，明确丝绸与纺织品是跨区域交往的核心媒介；1910年赫尔曼进一步将路网延伸至欧洲。可自此以后，学术界的目光多聚焦于“路”的走向与延展，却偏偏忽略了“丝绸”这个最关键的物质载体。在中亚核心贸易区既无成规模的早期丝绸遗存，也缺乏养蚕缫丝原料、机具的情况下，德国学者亨宁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中亚纺织中心”理论，而丝绸的来源、传播路径、生产主体，始终未得到系统论证。

　　当考古队员小心翼翼打开那个从蒙扎铁佩遗址运来的“大箱子”，在墓主人躯干部位，21件（套）酥粉易损的纺织品缓缓露出真容。它们像受潮后粘在一起的苏打饼干，稍一触碰便可能碎裂，队员们只能手持两根细竹签，屏住呼吸逐层剥离，再用丝蛋白加固法、丝网加固技术精心呵护。最终，衣物下摆、领缘、绣片等构件被成功拼对，其中那块斜纹纬向显花织锦——也就是学术界长期认定的“粟特锦”，成了刘大玮破解谜题的切口。

　　受限于国际主流学界的固有认知，起初刘大玮和其他学者一样，默认“粟特锦源自中亚”的旧说。毕竟蒙扎铁佩遗址地处费尔干纳盆地，紧邻粟特核心区，在这里发现这类织锦，似乎顺理成章。可越是深入梳理资料、分析文物，疑问就越清晰地萦绕在他心头：“这块织锦到底是什么年代的？它的源头真的在中亚吗？”

　　带着这份怀疑，刘大玮先借助便携式显微镜对织物纤维进行初步检测，丝质特征清晰显现，这让他隐约觉得亨宁的“中亚纺织中心论”站不住脚。为了验证猜想，他进一步用傅里叶红外光谱仪开展微观分析，确认织物材质就是丝绸；而碳十四测年的结果，更给出了颠覆性答案：织锦年代为5—6世纪，其中那块斜纹纬向显花织锦，比国际学术界已知实物年代早了一百多年，直接将这项纺织技术的历史向前推进了一个多世纪。

　　带着这一关键发现，刘大玮第二次奔赴中亚，足迹遍布费尔干纳、撒马尔罕，更专程赶往亨宁理论的核心依据地——布哈拉城北约30公里的赞丹纳（Zandana）村。眼前的景象，让刘大玮愈发笃定自己的判断：村里满是棉花地与戈壁沙漠，别说古代纺织作坊，就连养蚕缫丝必需的桑树遗迹都无处可寻；更关键的是，当地村名本是“Zandana”，压根不是亨宁所解读的“Zandanījī”。

　　他翻遍亨宁当年的论文，愈发看清其理论根基的漏洞：无可靠的科技检测手段，仅靠照片描摹织物铭文，就主观判定为粟特文；后续语言学家通过红外相机重新提取铭文数据，证实这些文字更可能是阿拉伯文，“Zandanījī”的发音完全是主观臆断。刘大玮又沉下心梳理《北史》《旧唐书》《新唐书》等古籍，史料中对中亚的记载，多是“善商贾”“争分铢”“多善马”，与纺织业所需的固定场地、长期技术积累、稳定原料供给完全相悖。与此同时，他走访撒马尔罕、塔什干、布哈拉等多地文博机构，始终未发现5—6世纪的纺织机具遗存，进一步佐证中亚根本不具备丝绸生产条件。

　　刘大玮还通过红外光谱与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在织物上检测出了黄栌、茜草、靛蓝等古代染料成分。黄栌主要生长于中原及周边地区，具有一定地理标识性。此外，关于其染色方法，在以《日华子诸家本草》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文献中均有记述。这直接证实了这批丝绸的染料源自中国，为丝绸西传提供了坚实的科技考古证据。

　　从民族学调查到文献考据，从考古发掘到科技检测，再到对亨宁理论的逐点溯源，五个维度的证据一点点拼凑完整，刘大玮终于敢确定：亨宁的“中亚纺织中心论”不可取，汉唐时期真正的纺织中心，从来都是中原，丝绸之路的丝绸媒介和整套纺织技术，根都在中国。

　　而这批21件（套）丝绸遗存，更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这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亚地区首次发现的成规模、保存完好的丝绸实证。它让“丝绸之路”不再只是书本上的概念和学术界争论的理论，而是有了实实在在的丝绸实物证据。那段东西方文明交融的历史，在残锦的纹路里，终于有了最鲜活、最确凿的注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旭表示，此次发现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文物本身，更彰显了中国考古的国际话语权与顶尖研究实力。长期以来，中亚考古领域多由外国学者主导，中国学者虽在20世纪80年代曾涉足该区域，但未能形成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时隔40年，作为国家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肩负着“让中国考古走向世界”的使命重返中亚，每一步都力求严谨，只为不负国家重托。

　　“五铢”钱文赫然显现

　　织锦的谜题终被解开，而蒙扎铁佩遗址的惊喜，远不止于此。在发掘清理中，一枚静静躺在墓中、带着岁月斑驳的圆形方孔钱币，同样揭开了丝路货币文化传播的别样图景，这也让我们对五铢钱的西传路径有了全新的认知。

　　这枚出土于墓葬的钱币，形制是中原标志性的圆形方孔，两侧还残留穿系过的绳子痕迹。这显然并非用于交易的流通货币，而是被墓主人挑选用于佩戴的装饰品。当保护修复工作逐步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韩化蕊小心翼翼为钱币除锈后，清晰的“五铢”钱文赫然显现。这一瞬间的发现令人欣喜——这无疑是五铢钱西传至费尔干纳盆地最直接的实物证据。

五铢钱

斜纹纬向显花织锦实物图

　　在此之前，费尔干纳盆地也曾出土过五铢钱，学术界多依据形制将其判定为东汉时期直接从中原传入的钱币，这一认知也成为研究的主流。可当韩化蕊对这枚新发现的钱币展开材质分析时，却有了意外收获：这枚钱币并非中原常见的青铜质地，而是红铜制品。要知道，从西汉到隋唐，中原铸造的五铢钱，一直以铜锡铅合金的青铜为主，红铜材质的五铢钱，与中原的铸造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如果它不是直接来自中原，那这枚红铜五铢钱究竟从何而来？”带着这个疑问，韩化蕊开始梳理史料与过往研究，线索渐渐指向了天山以南的龟兹地区。已有研究明确，3—7世纪的龟兹，曾以中原五铢钱为模板，仿铸出独具地方特色的“龟兹五铢”，这类钱币不仅是当地日常交易的流通货币，还分为汉龟二体钱、仅存五铢钱文的钱币，以及无文字的小钱，其中便有红铜铸造的形制。《大唐西域记》中也明确记载了龟兹地区金、银、铜钱并用的商贸场景，这一切都与这枚红铜五铢钱的特征高度契合。

　　更有意思的发现藏在钱币功能的转变中：同样是带着五铢形制与中原文化符号的钱币，在龟兹是实打实的流通货币，支撑着当地的日常交易；可当它继续向西传播，走入费尔干纳盆地后，却褪去了货币的属性，因稀缺珍贵成为被人们佩戴在身上的装饰品。一枚小小的钱币，在丝路的传播中完成了从“交易媒介”到“文化饰品”的转变，藏着不同地区对中原文化的接受与诠释。

　　韩化蕊直言，这枚五铢钱被佩戴为饰的状态，恰好印证了文化因素交流初期的独特接受方式：珍贵的外来文化符号，往往先以装饰的形式被接纳。这一发现，也让学术界开始重新审视过往对费尔干纳盆地五铢钱的认知，过去的研究多只依据形制特征下判断，缺乏关键的成分分析证据，而此次通过科技检测锁定的红铜属性，为五铢钱的西传路径补上了关键一环。五铢钱的西传，并非只有中原直接向西扩散这一条路线，它先影响了天山以南的龟兹地区，在当地与本土文化融合，形成带有地方特色的五铢钱体系，之后这批龟兹五铢钱，又沿天山南麓继续西行，最终传入费尔干纳盆地。

　　这枚小小的红铜五铢钱，早已超越了文物本身的意义。它不再只是丝绸之路上流通的物品，更是文化传播的鲜活见证——丝路之上的文化交流，从来不是简单的“一次性传递”，而是在一次次的停留、融合与再创造中，被不同地区赋予新的意义，而后继续向更远的地方延伸，最终勾勒出一幅更为复杂、也更为真实的东西方文明交融图景。

　　除了丝绸与五铢钱，蒙扎铁佩遗址出土的1800余件玻璃珠饰，也为丝绸之路物质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实证。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助理研究员刘念通过成分分析、工艺解码等系统研究发现，这批珠饰主体为西亚萨珊帝国风格的植物灰型钠钙玻璃，采用拉制、搅胎、金属镶嵌等专业化工艺制成，其器型、配色与工艺特征，与我国新疆地区4—6世纪出土的玻璃珠饰高度相似；同时发现少数接近阿富汗玻璃成分的疑似废料及珠饰修复痕迹，推测该遗址不仅输入西亚玻璃成品，可能还存在小规模本地再加工或修复活动，印证了当时丝绸之路上跨区域物质互动的复杂性与活跃度。

　　区域考古发展的领跑者

　　“‘中国考古走出去’，不仅要打开世界文明的新篇章，更重要的是向世界宣传、展示中国考古学的成果，为揭示世界文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刘涛坦言，“任何考古工作，都必须立足扎实的认知和明确的研究成果，这是最基本也最不可动摇的前提。无论理念多先进、技术多复杂，最终都要落到经得起检验的学术认识上。”在刘涛看来，比“走出去”更重要的，是中国考古学能否持续自我更新、能否通过新的研究路径，推动考古问题的深度破解。

　　“我们追求的从不是某一项孤立技术的引入，而是一种贯穿始终的整体性工作理念——从前期勘探、试掘回填，到系统发掘，再到实验室分析和多学科协作研究，构建起一条完整的技术链条。”

　　这条链条的核心是中国考古学的方法优势：精细化的现场记录、科学检测手段的深度介入，以及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只有把这整套方法体系贯穿考古研究全流程、全链条，实现整合运用，才能真正推动中国考古学在方法和认知上持续创新。”刘涛的这一理念，在中乌联合考古的实践中得到充分检验。

　　项目初期，乌方同行对实验室考古、整体性保护等理念并不熟悉，甚至存有疑虑。从现场发掘的精细化操作，到实验室里的系统研究，乌方学者亲眼见证了中国考古理念与技术的落地成效——从最初的不理解，到慢慢建立信任，再到主动配合并高度认可实验室考古模式，双方逐渐形成稳固的合作基础。“现在乌方甚至希望我们能在当地引入并建设相应的实验室体系，这本身就是对中国考古理念与技术路径的最高肯定。”刘涛说。

　　在这一次次的理念碰撞、技术交融、实践磨合中，中国考古学在中亚考古学术舞台上的角色，也悄然发生着深刻转变——从最初的“参与者”，一步步成长为引领区域考古发展的“领跑者”。

　　（本版图片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提供）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杨雪 白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