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日常所使用的语言为我们开辟出了一个共在的世界，这个世界被不同方面的语言分割为不同的领域，这不同的领域也构成了一个个“小世界”。自文明肇始，人类对世界的好奇从未中断，总是在回答“我们生活在怎样的世界里”。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古今中外的史诗基本上体现出一个基本相同的模式，即世界开创—秩序确立—英雄神话—确立文明—安居乐业。在远古时期，这个发问和回答的模式流程主要靠神话，紧随其后的是哲学，现在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学科日益精细的划分，我们仍然在用新的知识对这些问题给出新的回答。换言之，我们的一切知识都在反复为我们建立一个有意义、有连续环节、能让我们“居住”其中的世界。大体上看，一切“知识”的发问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这是什么”，一种是“情形如何”或者说“何以如此”。前者追问一个东西的定义，一个东西与他物的关系，不同层次事物之间的分类和从属关系，这种知识指向“科学认识”。后者则追问一个事情如此存在的“意义”，让我们能够接纳过去、现在、未来的自己和如此存在的世界，它指向历史、文明和许许多多“不那么科学”的东西。比如，对“时间”这个词，我们既可以用“科学”的方式去讨论它，也可以用“意义”的方式去讨论它。在我们通常的生活中，这两个问题往往是分开的。

　　同样，我们虽然总是在使用许许多多的词语，但并不是所有词语都能获得自身意义完全呈现的“时机”，如“时间”“祖国”“世界”“历史”“人生”“文明”等，除了专业学者，这些词对许多人来说往往“大而无当”，或者“无感”。但没有人会否认，这些词对于人理解自己存在的意义，弥合“是什么”和“意义”来说极为重要。这就是我们需要节日的原因。节日是一个特殊的“时刻”或者“时机”，在其中，日常语言和科学语言或者职业语言的边界开始消失，“是什么”和“意义”的问题产生融合，象征形式和实证形式得以统一，一些遥远的词汇来到我们的近旁。越是盛大和重要的节日，这种打破分裂和构造统一的作用就愈发明显，以至对于一个民族的存在来说具有根本意义。

　　比如，在春节期间，我们不再把“钱”理解为货币，而是以“红包”的方式把它理解为“赠礼”，它的“交易”属性完全被“礼物”的属性替代了。就像在一些宗教仪式里，日常的食物被“转化”为神圣者自身。食物虽然也包含一些“寓意”，如“年年有余”“步步高升”“团团圆圆”，但“寓意”在此不能解释它在一些重大节日如春节期间的重要地位——平日里的日常食物，在此时仿佛直接就是它所表达的那个意义本身。在艺术哲学理论中，所谓“寓意”指的是以某物指涉另一物——比如我们看到蜜蜂就想到辛勤的劳动者，看到红领巾就想到烈士的鲜血——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把两个有寓意指向的事物分开单独来看，并且这种“寓意”行为，在我们非节日的日常生活中也经常出现。我们常觉得小朋友盼过节是盼吃好东西，但伴随着物质生活日益丰富，小朋友还是盼望过节，这就说明节日不单单是“好吃好喝”，而是“好吃好喝”的“意义时刻”。所以在节日的时候，特别是在春节的时候，吃下相应的食物，就仿佛是吃下了它指向的那个“意义本身”，不吃仿佛就会错过这些美好的意义降临到自己身上。在这时，饺子、汤圆或者年糕，就不再是单纯的食品。很多时候，不管此时处在节庆中的人身体情况是否允许吃这些在食品科学语言中“不健康”的食品，都会为了“添个好彩头”尝上一口。所以，让这些食物直接与意义等同的，正是这个节日时刻本身。

　　同样，每一个重大节日都是一个重要的天文历法时刻。春节的确立要追溯到《太初历》，这部历法让我们产生了一个“常识”，仿佛“正月”就是“岁首”。但其实在此之前，历经夏商周秦，这一对应关系并没有建立起来。自人类有文明始，制订历法从来都不单是一个天文观测的技术问题，还涉及国家合法性来源、国家意识形态确立、统治者的神圣叙事、历史叙事、宗教祭祀等一系列问题。在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下，历法的制订相当于对神圣的上天本身法则的宣告，这一法则必须与国家的结构对应起来。《太初历》的制订与司马迁作《史记》的指导思想，汉武帝封禅泰山、改革五帝祭祀制度、引入“太一”神，重新确立天地对应秩序，确立“大一统”和“天人感应”等思想—政治改革紧密结合在一起。在这一系列的形而上学—历法改革中，天人关系得到了重新确立，宇宙的本质与运行、人事的本质与运行、万物的本质与运行，都得到了重新刻画。它不仅告诉我们天地人“是什么”，也告诉我们“如此存在”的意义为何。而当春节首次在《太初历》中统一了“正月”和“岁首”，并且在这一节日中让两者重叠时，一种天文时间上的开端和生活时间上的开端就得到了统一。天体运行只是周而复始，不会让我们感到“万物更新”；“万物更新”不是一个客观存在，而是一种主观感受，所有人都可能在任何时候感受到。当春节统合了两种意义上的时间后，周而复始就成了万象更新，并且是所有人都能同时进入其中的万象更新。在这样的节日中，不仅“象征”（意义）的时间和“实证”（天文）的时间这两种意义上的时间得到统一，“是什么”和“意义”的问题也统一起来了。

　　由此可见，节日的意义是丰富和立体的，保护我们的节日，就是在保护我们民族拥有的远比风俗、传统和文化更为重要的东西，亦即保护我们的精神。在人类古往今来的许多族群中，都存在风俗、传统和文化，但很难说所有的族群都产生了“精神”。所谓“精神”，就是去塑造一种自身特有的让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实证世界与意义世界得以统一的文明机制。如果我们仅限于自身的主观性，只关注意义问题，就无法认识和改造世界；如果我们仅仅认为追问客观世界或实证世界就足够了，那么每个人的生存都会是充满负重的。正是这种更高的精神机制，让我们构造了节日这样的主—客统一体。但在日常生活中，这种精神机制的彰显不是随时随地的，因此我们需要把重大的节日、重大的庆典视为这种“精神”得以切近、呈现和显现的时机。需要让节日成为其所对应的那种更高精神理解的“时间”得以显化的“方法”，这种方法既不是主观操作意义上的，也不是客观规律意义上的，而是一种“存在”的方法——在这一时间这一节日的呈现中，我们进入一切分裂的无差别时刻。在这一时刻，在人间烟火里，我们也实现了“天人合一”。

　　（作者系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暨中国阐释学研究中心教授、 哲学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