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海外游记对春节的书写，成为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期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独特见证。随着晚清国门渐开，一批批外交官、留学生、商人等群体走出国门，他们在异国他乡度过春节时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被生动地记录在游记之中。这些文字不仅展现了游子在海外对传统佳节的特殊情感，也反映出春节这一传统民俗在跨文化语境下的传播与演变。从这些游记中，我们可以看到春节不仅是一个家庭团聚、辞旧迎新的传统节日，而是海外中国人维系文化认同、抒发家国情怀的重要载体，更是在无意间演变为西方世界观察中国传统文化风貌的一扇窗口。

　　1866年，清政府首次派遣考察团出洋，任命“赋闲”县令斌椿为团长，规模很小。他们到西方后，所受震撼极大，遂将沿途见闻详加记述，形成《乘槎笔记》《海航述奇》等纪实文字。此后，华人开始有组织西行，域外见闻的记载也渐次增加，并发展为蔚为壮观的海外游记。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出洋士人不仅观察、体验、学习西方，也在对比中记录自身的文化习俗。其中，对中国传统节日尤其是春节的记述较为常见。如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张德彝、张荫桓等，留居西方的时间久，多个春节都在国外度过，春节就成为他们寄托精神、促进交往、彰显中华文明标识的文化符号。

　　作为家国寄托的春节。在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既有西方文化传入中国本土，惯称“西学东渐”；亦有中国文化进入西方世界，谓之“中学西传”。远离故土的晚清士人在春节时，心中兴起对故乡、家人的思念，这是一种身处异域时空的文化回望和精神寄托，更是一种具有现场感的“中学西传”。晚清出洋士人，尤其是外派使臣多属朝廷命官，在西洋过春节的首要仪式就是遥向祖国方向焚香跪拜，表达对皇帝的忠诚、对祖先的缅怀以及对家人的牵挂。在晚清海外游记中，第一次记载在西方过春节的是志刚：“同治八年己巳正月初一日 在法都巴里司，行装向上，行三跪九叩首礼，恭贺元旦”（《初使泰西记》）。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在英国度过了三个春节，均有详细记录。除夕夜，他“邀刘云生、黎莼斋、德在初、凤夔九、姚嘉彦、刘和伯、张听帆、黄玉屏、张玉堂及阿保及马格里，为团年之会”；大年初一聚团“行庆贺礼，并设茶点”（《伦敦与巴黎日记》）；“光绪五年岁次己卯正月初一日乙巳 元旦。率诸随员行朝贺礼，得一律云：昨宵昨岁源源去，今日今年鼎鼎来。春领寒飙苏草木，天嘘晴旭散云霾。百龄一瞬知将老，万里孤怀得好开。去住两随松竹健，相将同覆掌中杯”（《伦敦与巴黎日记》）。便是因这一年郭嵩焘被弹劾召回，接替他的曾纪泽已在路上，所以这是他在英国的最后一个春节，有感而发，并吟诗明志。曾纪泽在英国驻扎时间最长，度过八个春节，每年都有记载，其中最多的内容是朝拜和祭祖。除郭嵩焘和曾纪泽外，张德彝、薛福成等也有记载。张德彝云：“光绪三年岁次丁丑，新正月初一日丁巳 同众着官服，随二星使向北恭拜圣牌，行三跪九叩礼”；“光绪四年岁次戊寅，新正月初一日辛亥，……向北恭拜圣牌，行三跪九叩礼毕，彼此团拜。”（《随使英俄记》）薛福成云：“光绪十七年辛卯正月丙寅朔记 谨率参赞、随员等，向东南望阙叩头，遥贺元旦。”（《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由此可知，晚清士人在西方世界的春节活动，是他们表达忠君爱国、实现文化认同和强化身份意识的重要载体。

　　作为中西文化交流媒介的春节。春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千百年来浸润在国人的文化基因里，也是凝聚民心、彰显中国特色的文化标识。然而，出洋士人在西方过节，不可能有国内的节日氛围，因为西洋的节日习俗、饮食习惯与中国差异甚大。但作为身在异乡的中国人，他们总会努力营造与春节相关的仪式感，而这些带有中国文化印记的活动，不经意间便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生动场景。

　　一些使臣会在家中张灯结彩，贴上春联，营造出浓厚的节日氛围。这些春联的内容往往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或表达对国家繁荣的期盼，或传递对家人安康的祝福。当西方友人到访时，这些充满东方韵味的装饰便会引发他们的好奇与询问。使臣们便借此机会，向他们解释春联的寓意、汉字的结构之美以及春节所承载的文化内涵。曾纪泽在日记中就曾提到，有英国友人对他书房中悬挂的春联产生了浓厚兴趣，他耐心地讲解了其中的典故和象征意义，对方听后连连赞叹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春节期间的饮食也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尽管在海外难以完全复刻家乡的年味，但使臣们还是会尽力准备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食物，如饺子、年糕等。他们会邀请西方的同事、朋友一同品尝，在分享美食的过程中，向他们介绍这些食物在春节文化中的特殊意义，比如饺子象征着财富，年糕寓意着年年高升。这种以饮食为桥梁的交流方式，往往能让西方友人在味蕾的体验中，更直观地感受到中国春节的独特魅力。一些中国留学生和商人虽然不像使臣那样有固定的场所和资源，但他们也会自发地组织小型的春节聚会。在这些交流中，西方文化中的一些元素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海外华人的春节庆祝方式。通过春节这一载体，晚清的海外游子们将中国的传统习俗、价值观念传递给了西方世界，同时也在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对自身的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反思，为后来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奠定了基础。

　　晚清士人在西方欢度中国春节，也将中国走亲访友、外出游乐休闲的习俗带到国外。如郭嵩焘就利用春节出行游览蜡像馆，以增长见识：“以元日须一出游，偕云生以下至歪克斯独索，观所谓蜡人者”（《伦敦与巴黎日记》）；徐建寅在德国时坐车出游，以结交好友：“光绪七年正月初一日 晨十点钟，同众行朝贺礼。中午，星使具公宴。下午坐车出游”（《欧游杂录》）；曾纪泽春节期间访友成为常态：“光绪十二年丙戌正月初一日 发笔后，偕内人率儿女祀祖先及受贺，观儿辈发笔。……偕内人率儿女至清臣家出行”（《出使英法俄国日记》）。结伴出游是中国人春节期间一种庆贺或放松的方式，在农耕时代，古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年四季几乎都在劳作，春节几天的放松是对辛劳一年的奖赏。此外，中西历法并不一样，西方虽有新年，但与中国春节毕竟不同。出洋士人在西方世界生活要接受复活节、圣诞节等节日礼俗，但也要让西方了解中国最隆重的节日。于是，春节就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之一。

　　作为传统文化表征的春节。数千年来，围绕春节形成了很多固定的习俗。比如，民间流传的“穿新衣、过新年”是对整年劳作的奖赏，为老人和儿童添置新衣成为一种习俗。过春节换上新的官服也是晚清出洋士人对春节习俗的呼应。如钱德培《欧游随笔》中记载“光绪七年岁次辛巳元旦，花衣齐集大厅，随班恭拜圣牌”；曾纪泽记录了光绪八年除夕，“衣冠祀祖，辞岁，相庆良久”的辞旧仪式，以及“公服向阙，率僚属行礼，叩贺元旦”（《出使英法俄国日记》）的迎新仪式，都特别强调春节期间的衣着。朝拜、祭祀和访友时着新衣，体现尊重和仪式感，无论官员还是庶民都须遵守，新衣祭祖和出游是春节文化的特征之一。此外，燃放爆竹、相互拜年、发压岁钱等中国春节特有的风俗在晚清海外游记中均有记录。其中以张荫桓的记载最具代表性：“光绪十四年正月初一日癸丑 雪。寅正二刻率参赞领事各官望阙朝贺毕，相与团拜，客中两度岁华，涓尘乏报，弥深愧歉。韩使来贺，猥以冠服之制琐琐致辩。昨夜子正犹贻书参赞以夹袖为礼服，曩晤该国大员，无非纱帽宽袍，国太公亦复如此……令李学庵往代答拜。”（《三洲日记》）再如：“光绪十五年正月初一日丁未 晴。寅初率属望阙朝贺毕，爆竹竞放，声闻数里，绝域而有中华风气。同人团拜后，诸华商来贺，并接见久谈。学堂华童来见，薄赏之。日岛总督遣参赞官来，美总领事威林士差贺，循华例也。”（《三洲日记》）这些记载，不仅生动展现了海外华人在春节期间对传统习俗的坚守与传承，更体现了春节作为祖国的文化符号，在异国他乡所具有的强大凝聚力和生命力。即便身处遥远的异国，那熟悉的爆竹声也会瞬间拉近与故土的距离，让身处异域的华人重新感受到“中华风气”的环绕。春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鲜明表征，其独特的文化魅力开始引起西方人士的关注和尊重，成为他们观察和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切入点。无论是身着新衣的郑重、燃放爆竹的喧闹，还是团拜贺岁的温情，晚清海外游记中对这些春节习俗的细致描摹，都使得春节这一传统文化的表征在跨文化的语境下更加鲜明和立体，成为晚清士人在海外坚守文化根脉、展现中华文明独特风貌的生动注脚。

　　总之，晚清出洋士人携带的中国元素促进了中西交流。从文明互鉴和文化交流的角度看，晚清海外游记实录的春节习俗，在强化当时出洋士人身份认同的同时，也拓宽了中国文化走向海外的通道。春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晚清海外游记的记录与传播中，其文化象征意义得到了进一步凸显与升华，成为连接中外文化、促进相互理解的重要纽带。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现代报刊翻译理论资料整理与研究”负责人、贵州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