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推进的背景下，“中华民族”不仅是一个重要概念，更成为一个学术热词。我们亟须思考的问题是：什么是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如何形成的？费孝通说：“民族是属于历史范畴的概念。中国民族的实质取决于中国悠久的历史。”笔者在此结合自己的研究，试谈中华民族形成的几个条件。

　　首先，中华民族的形成受中国及东亚地区内向型的地理环境影响较大。中国地势北高南低、西高东低，从而形成西北高、东南低的基本格局。中国的北方是西伯利亚极寒地带，越往北越寒冷，不适合人口向外迁移发展。西南有喜马拉雅山脉，是与南亚之间的巨大地理屏障；东南是辽阔大海，海洋对古人来说并不像今天那样可资利用，在古代的技术条件下，中国整体地理环境其实是较为封闭的。数千年来，中国古代各民族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生存、竞争，你方唱罢我登场，此起彼伏，绵延不绝。其中最突出的，是北方民族一浪又一浪地南下中原，给中原农耕地区带来巨大冲击。《史记》记载“江南卑湿，丈夫早夭”，中原民众和世家豪族并不愿意离开中原，他们是被战争挤压到长江流域的，江南开发是战争挤压的结果。江南地区成为中原农耕民族面临北方民族大举南下时避免毁灭性打击的“回旋之地”。此外，历史上中央王朝也常对投降归附的北方民族进行安置，将其安置于今河北、山西、河南一带，使之定居务农，与农耕人群杂处，接受农耕的生活方式、观念和教育。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持续不断的竞争，在中国地理舞台掀起一个巨大“旋涡”，将所有民族、种族及其文化卷入其中。每当南、北之间发生大规模冲突、动荡之时，中原民众为躲避战乱、饥荒遂向各个方向扩散、迁徙，与各地民众混杂。

　　所以，中国尽管地域辽阔，东西南北差异大，民族众多，但没有一个民族是孤岛，也没有一个民族是完全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自行发展的。相反，中国各民族在文化和人群成分上大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尽管地理环境差异很大，但就人的文化属性而言，却存在明显共同性。这种文化上的共同属性，正是中华民族产生的文化基础。

　　其次，中华民族形成的另一重要条件是汉字的相对稳定性和传播力。“汉语”“汉字”是约定俗成的说法，全称为“中国通用语言文字”。中国地域辽阔，内部差异很大，北方人到了东南沿海地区听不懂当地方言。说方言的人到了其他地区，也不太听得懂当地人说的话。但有一点是共通的，无论何处，人们写出来的文字都是汉字。即便到了非汉族地区，汉语、汉字也常是交际媒介。历史上任何政权，无论是汉族还是非汉族建立的政权，发布政令、文诰均使用汉字。元朝、清朝颁布政令，虽有满、蒙、藏等文，但汉文却不可或缺。汉字作为中国通用文字延续了数千年。中国现代考古学奠基人之一李济在哈佛大学读博士时写过一篇论文，提出中国能成为这么大一个国家，与汉字的关系非常密切。欧洲之所以有那么多国家，原因之一是使用拼音文字。拼音文字只要音发生变化，文字就跟着变。中国虽地域辽阔，各地发音差异很大，但却共同使用汉字。这成为人们“美美与共”的纽带，对中国人形成共同文化属性作用极大。过去，有种浅陋认识，认为语言文字只是交际媒介。其实，文化的核心有二，一个是信仰，一个是语言文字。可以说，语言文字承载了一个文明的所有信息，也包括思想与观念。汉字影响巨大，古代与中国毗邻的诸多周边国家或政权均曾不同程度使用汉字，西夏文、契丹文也都模仿汉字。汉字的影响，其实是文化的影响。所以，中国古代通用语言文字——汉语、汉文在数千年历史进程中塑造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属性。中国能成为一个泱泱大国，与汉语、汉字的关系至为密切。

　　最后，中华民族形成的第三个重要条件是汉文化的巨大包容力。谭其骧在《近代湖南人中之蛮族血统》一文中论述到：“汉民族自古以来，只以文化之异同辨夷夏，不以血统之差别歧视他族。凡他族之与华夏杂居者，但须习我衣冠，沐我文教，即不复以异族视之，久而其人遂亦不自知其为异族矣。”这种巨大的包容力深植于人文观。这一人文观在《三字经》开篇体现得最为直白：“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人之初，性本善”是汉文化对人的基本认识。“性相近，习相远”指不同民族、种族。汉文化的观点认为，不同民族、种族虽生活方式、习俗各异，但人性相近。而“苟不教，性乃迁”，故汉文化的核心观念是“重教化”，是孔子倡导的“有教无类”。你属于什么民族、什么血统并不重要，只要“习我衣冠，沐我文教，即不复以异族视之”。这种基本的人文观，赋予中国文化巨大的兼容性和包容力，是中华民族从最初涓涓细流，不断接纳和包容，海纳百川，终于汇聚成气势磅礴的大海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原因。辜鸿铭曾讲到一个例子，说有些西方人平日对中国持激烈批判态度，一旦来了中国，住上一段时间后，逐渐改变对中国的态度，他们对中国老百姓的评价是两个字——“温良”，并随之对中国文化产生敬意。温良正是一种博大、宽厚与包容。中华民族能兼容八方、吸纳和消化各种民族成分，所凭借的正是文化包容力和文化自信。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中华民族是“包容出来的民族”，这也是中华民族充满活力、生机勃勃且生生不息的原因。

　　梁启超从内部民族交流的角度解释中国历史变迁不似欧洲剧烈的现象。宋代的物质生活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接踵而至的辽、金、西夏、蒙古的崛起及其纷纷南下中原，又造成了漫长的消化、融合过程。当然，这种融合的过程也伴随着战争与无数苦难。中华民族的形成历经苦难，可谓“浴火重生”，梁启超也曾指出这一点。诚如法国学者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所言，苦难更能凝聚一个民族。在中华民族日渐崛起的今天，我们要深刻认识中华民族来之不易，要珍惜、爱护，更要把给予中华民族无限生机与活力，使之生生不息的包容、博大与锐意开拓进取的精神传承下去，使之发扬光大。

　　（作者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