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学科发展史，媒介基础设施的代际更替构成了研究范式变迁的底层动力。在电力基础设施时代，广播电视的普及使得“媒介”作为自主的社会力量凸显出来，新闻传播学得以确立合法性，成为独立学科。彼时，学术共同体在经验主义、诠释主义和批判主义三大经典范式下，形成了相对稳定的“问题域”和“解题标准”，为学科积累了丰厚的理论遗产。

　　然而，随着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的崛起，信息传播的底层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信息技术不仅改变了传统的媒介生产与分发，更将传播结构从“中心化”推向“分布式”与“人机协同”。信息传播结构正从“传播者—受众”的广播式模式转向“人机共生”的复杂结构模式。与此同时，学科研究对象已经发生了扩展。面对这一巨变，中国新闻传播学正处于研究范式转移的十字路口。

　　人工智能时代的学科范式危机。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新闻传播研究，要求新闻传播学科必须将“人机关系”上升为核心问题域，探讨机器与算法如何作为主体重构传播过程。当前，新闻传播学正处于一场深刻的“范式危机”之中。这种危机并非学科的衰落，而是新范式涌现前旧共识破裂与学科身份焦虑的必经阵痛。面对“算法代理”“社交机器人”及“人机交互”等无法被现有理论完全解释的“反常现象”，学术界提出了“游戏范式”“算法把关范式”以及“机器行为范式”等学科范式变革发展方向。这种“百家争鸣”实则反映了学科在解释效能衰减时的集体焦虑。然而，更深层的危机在于，通过对文献的系统性梳理，我们尚未发现新闻传播学催生出真正的新范式；根本原因在于当前的新闻传播学研究“重议题轻理论”导向——高频的议题轮换（Topic Churn）消解了范式革命所必需的“危机积累”过程。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知识生产表现出强烈的“外部驱动”特征，高度依赖国家政策与信息基础设施的技术周期。研究议题的频繁更新掩盖了理论的贫困，当新的技术热点（如元宇宙、AIGC）出现时，学术界迅速用旧有的理论（如把关人、使用与满足、沉默的螺旋）去“套用”或“解释”新现象。这表面上看起来是创新，实则是常规科学（Normal Science）的无限扩张。这种“新对象+旧理论”的“新瓶装旧酒”知识生产方式，不仅没有挑战旧范式，反而在新领域中合法化并延续了旧范式的生命力。只要旧理论还能勉强“解释”新热点，新范式就没有产生的必要。与此同时，学术共同体依靠“追逐热点”的发表机制，导致研究者的注意力分散且短视。一旦某个热点无法用旧理论完美解释（即出现“反常”），研究者往往不是深挖这个反常从而推翻旧理论，而是迅速抛弃该议题，转向下一个更新的热点。议题的高频切换掩盖了理论解释力下降的事实，范式转移的“反常”被“新奇”所稀释。学术共同体在集体行动上选择了“主题层面的微创新”来替代“范式层面的破坏性创新”，这导致学科无法在学术研究的层面进入范式危机阶段，自然也无法进一步实现范式革命。

　　AI4SS：迈向从范式危机到范式革命的纵深。尽管学科主流研究领域尚在范式危机中徘徊，但深入新闻传播学分支研究领域，在“人工智能与算法社会”等特定主题社团中，已经出现了“范式分化”的征兆，表现为经验主义、诠释主义和批判主义等多元范式涌入这一领域。同时，知识网络连接稀疏，在理论层面出现了思想争鸣，这或许正孕育着新闻传播学新范式出现的可能性。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成熟，为新闻传播学科化解范式危机、推动范式变革提供了可能的机遇。人工智能赋能社会科学（AI for Social Sciences，AI4SS）是将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入社会科学研究的全流程——从数据采集、编码分析到理论构建。

　　方法创新已先于理论创新，进入了范式变革的“先行阶段”。大语言模型（LLM）的出现，为方法论创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大语言模型可以作为高效的“研究助理”，在文本编码、复杂内容分析等任务中发挥巨大作用。这极大地解放了科研生产力，使得原本耗时耗力的定性研究具备了“规模化”的可能。目前，大语言模型辅助内容分析、情感分析等方法已在新闻传播学知识网络核心层崭露头角。

　　更重要的是，AI4SS的核心使命，是利用新技术工具对新闻传播现象进行深度的机制性解释；通过长期的理论积累，实现从“描述现象”到“预测未来”的跨越。引入AI4SS研究框架，构建数据导向的知识发现网络，实现知识创新。我们可以利用AI强大的编码能力，对海量文献和传播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发现那些隐含在海量文本中的知识结构与演化规律。这种数据导向的知识考古，能帮助我们跳出主观臆断，精准定位学科发展的盲点与生长点。

　　人工智能时代新闻传播学的愿景：构建具有范式引领意义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国拥有全球范围内最庞大、最活跃的信息技术应用场景，这为学术创新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富矿”。学术共同体应当基于中国独特的传播实践（如媒体融合、算法治理），创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理论概念。这种理论创新不应是封闭的，而应是开放的、可对话的。

　　要实现这一目标，学术共同体必须重塑理论的解释力。传播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合法性，根植于对信息传播现象的解释效能。我们必须摒弃追逐流行议题的浮躁，拒绝做“概念烟花”的制造者；必须跳出对西方理论的简单移植和对技术热点的投机性消费；对核心概念进行严格的学术定义和理论转化，例如，如何将“具身认知”等哲学思考转化为具有实证效力的传播学理论？这需要学术界在关注热点的同时，保持冷峻的学理反思，推动理论边界的实质性拓展。

　　真正的范式变革，要求我们实现议题、理论、方法的三元协同。所谓“范式引领”，是从中国媒体实践、算法治理等生动实践中提炼出核心概念，同时通过系统的可复制的方法体系，完成核心概念的测量与假设检验。具有普遍性、可复制、可检验的“一般理论”，不仅能解释中国的传播现象，更能为全球普遍面临的数字生存危机提供有效的解释框架与解决方案，实现中国新闻传播学从全球学术版图的边缘走向中心的期盼，真正做到从“跟随者”到“引领者”的历史性跨越。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