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04年，宋真宗景德元年，从汉代开始就以制瓷出名的小镇昌南有了新名字——景德镇。在中国，历经千年名称不变的城市并不多，始终以一个产业为支柱者更属凤毛麟角。这样的历史脉络和经济结构赋予景德镇一种独特的、相反相成的精神特征：既注重传承，又不断变革。一方面，从11世纪初定名到20世纪，通过父子继替、师徒相传的方式，景德镇陶瓷烧制技术得以长期稳定的传承，形成特色鲜明的艺术风格，制瓷匠人群体的经济生活、行为方式、社会交往和价值观念也大致得到形塑。另一方面，景德镇的文化基因中又始终包含着“变革”的元素。从陶瓷制作技艺和美学特征，到匠人生产生活方式，无不与时俱进。进入21世纪后，“景漂”乃至“洋景漂”群体的出现，又极大改变了景德镇文化光谱的形态，由此这座城市不仅在陶瓷艺术、工艺美术和手工业经济研究方面具有典范意义，更成为观察当下中国乃至全球年轻人生活方式与精神世界嬗变不可多得的社会学样本。

　　2025年3月，利用中国社会学会口述与社会记忆专业委员会在景德镇召开成立大会的契机，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邀请数十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人，深入景德镇田野，展开以陶瓷行业从业者生命历程为主旨的口述历史考察。我们的考察对象分为三类：世代居住在景德镇并长期从事陶瓷业的“老艺人”，近二十年内“漂流”到此追逐梦想的“景漂”青年，从五湖四海来此寻求异域文化体验的“洋景漂”。数百万字的口述史资料，不仅展示了一幅色彩斑斓的多元文化图景，也让我们可以以一个城市和一个产业为窗口，触摸一个时代的脉动。

　　1994年，景德镇置镇990周年庆典暨第五届国际陶瓷节期间，景德镇市委、市政府为了表彰老艺人对景德镇陶瓷发展作出的卓越贡献，在连续三代直系亲属均从事陶瓷生产，有较大影响的家庭中评选出24户“陶瓷世家”。如今85岁的牛水龙老人就是其中一户家庭的代表，他也是此次年龄最大的受访者之一。

　　所谓“十里长街半窑工，迎来随路唤都昌”，牛水龙和今天超过60%的景德镇居民拥有共同的祖籍：江西都昌县。从祖父开始，牛家就从事陶瓷生产。祖父是施釉高手，父亲擅长利坯，母亲专事彩绘。1920年11月，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刊登了一组美国外交官拍摄的景德镇照片，第一次向世界完整呈现了中国瓷都的影像，这组照片记录的正是牛水龙父辈生活的年代和工作的场景。今天的读者也许会觉得不可思议，那时的景德镇似乎是一座“没有失业”的城市，即使残疾人也可以找到工作。但对工匠们来说，这并不意味着是一座天堂，相反，他们工作环境恶劣，劳动强度极大，而收入微薄——牛水龙说他从没有体会过母乳的味道，因为陶工的收入不足以维持生计，母亲不得不做奶妈以补贴家用。

　　出生在这样贫寒的家庭，牛水龙没有机会接受正规教育，好在家庭的技艺传承给了他基本的生存技能训练。牛水龙8岁跟着母亲学画瓷坯，一个月就出师，开始在“刘景昌生”“刘和昌生”之类的私营瓷号里干活挣钱，由于年龄太小，被工友们戏称为“吃奶的”。牛水龙就这样画了6年坯，如果时代没有重大变迁，他也许会一直画下去，一个月的训练就足以应付一辈子。只要足够勤奋，大概可以养家糊口，但终其一生，也不过就是重复一千年来工匠们的手法工艺。

　　20世纪50年代，前所未有的剧变开始了。1956年景德镇实现了陶瓷全行业社会主义改造，继而进一步将17家公私合营瓷厂改组合并为十大国营瓷厂。牛水龙进入其中之一的红旗瓷厂成为一名压坯工人，那一年他18岁，白天生产，晚上在夜校学习。直到此时，这个出身手工业“世家”的年轻人才第一次有机会系统学习与陶瓷相关的现代科学知识。从那以后，牛水龙从基础的“陶瓷工艺学”“机械制图”开始，坚持自学，不仅完成了几十项技术革新项目，成为厂里的技术骨干和业务负责人，还荣获全国总工会首批“自学成才奖”。时至今日，牛水龙家族五代人与陶瓷相伴共生已超过100年，还将继续传承下去。

　　同样出身四代陶瓷世家的李文跃比牛水龙小18岁，两代人生既有相似之处又大相径庭。相似之处在于从小都接受父辈的训练与熏陶，不同之处在于彼此迥异的成长环境。李文跃20岁那年，改革开放号角吹响，这不仅使他有机会从一名瓷厂青工进入大学深造，进而在毕业后进入景德镇艺术瓷厂美术研究所，专门从事陶瓷美术研究和创作，也让他有机会把作品带出国门走向世界，还曾在上海世博会期间向全球观众现场展示中国艺术的魅力。如今，李文跃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如果说牛水龙是景德镇千年陶瓷史上通过自学现代科学技术成长起来的第一代“新人”，那么李文跃的成长史则向我们展示了一门古老技艺走向专业化、现代化工艺体系的历程。

　　牛水龙、李文跃代表了过去千百年景德镇陶瓷的文化传承。不过，今天我们走进景德镇，接触更多的倒不是这些世居于此的老艺人，而是最近一二十年来到瓷都的年轻人。他们来自五湖四海，身份不同、经历各异，为了并不相同的目标走到一起，这群被称为“景漂”的群体正在改变景德镇的人口格局。据统计，景德镇目前吸引了超过7万人次“景漂”在此生活和创作，其中青年占比超过85%。

　　每个“景漂”的故事都有属于各自的酸甜苦辣，如果要归纳一个共同的关键词，那也许就是重启人生。在漂流到景德镇之前，他们处于不同的人生阶段和生活轨道，在一些或大或小、或隐或现的人生十字路口，他们把人生的骰子掷向这里。有人想要成就一番创作事业，有人想呼吸自由的空气，有人只是单纯想“复得返自然”，不过在内心，都多少带着重新掌控人生的愿景，把生活调整到忠于自己内心的频道上。景德镇为这些年轻人提供了适宜的环境，这座他乡成为年轻人精神上的故乡。

　　来自山西的秦泰，2014年因为高考分数不理想，决定来到景德镇学习一门未来好找工作、竞争性小的手艺，由此开始了他的陶艺职业生涯。从最初对专业懵懂无知，到在老厂租屋自学、跟随朋友苦练制壶技艺，他经历了两年多闭门练手、不敢摆摊的自我打磨期。学成后，他先进入一家民营的陶社打工，在高强度的实践中逐步完善了自己对工艺的认知，也积累了经验，不久后便开始独立创业。虽然经历过全窑烧坏、报废，成品被拒收、接连亏损等种种打击，但他没有灰心，一边总结经验教训，一边探索更新更好的方法。如今，他在湘湖租了一间两层的小屋，楼下是工作室与电窑，楼上是他和女友的生活空间，日子过得也算有声有色。创作之余，他每周要摆摊两天，作品以手捏盘泥条花器为主，风格质朴耐看。十年的漂泊让秦泰从一名社恐少年成长为独当一面的手艺人，他既热爱这片土壤，也对景德镇目前过度商业化的趋势感到有些迷茫。但当问及他对未来的打算时，他依然洒脱乐观，“这里的朋友说我做饭好吃，忽悠我转型开个山西小吃店，说不定我接下来也会考虑做餐饮试试”。

　　在陶溪川的艺术家工作室里，谭文蔚与于昌志这对从广州远道而来的艺术伴侣，正在用泥土和釉料表达自己对世界的思考。2022年底，两人带着一只猫，搭了十二小时的顺风车来到这座古老的小城，原计划只停留两周，却不经意地在泥土与火焰的对话中越陷越深。“我们一开始只是想找点灵感，在这里至少可以试试新的材料，而且他小时候捏过泥。”于昌志回忆道。此前，两人分别在英国和以色列留学，一个深耕美术史与中世纪研究，一个钻研宗教学与哲学。然而，长期沉浸在对经典的研读与思考中的他们，回国之后则更加渴望能将求学旅途中的各种情感体验和变化呈现在实际的作品中。于是，他们开始学习陶瓷的材料和制作工艺，研究烧制过程中的细节，变成了每天都在“干体力活”的人。

　　初来乍到，他们只能把自己的作品送到公共窑去烧制，也曾因作品未干透而导致“炸窑”、损坏了他人的作品需要赔偿而焦急。但他们也逐渐在一次又一次的实验中找到了节奏——不依赖师傅，不批量生产，坚持每一件作品都带有创作者独家的情感印记。在工作之余，他们最期待雕塑瓷厂每周六清晨的自由市集，“那就像一场艺术家自行发起的聚会，摆摊的不是为了卖东西，逛摊的也不是为了买东西”。2023年下半年起，随着房租上涨、市集商业化，昔日的艺术沙龙逐渐消散，曾经聚集在那里的青年艺术家也相继搬离。目前，他们仍然认为，与国内的许多大城市相比，景德镇的生活成本不高且艺术氛围浓厚，能够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创作氛围和创业条件。如今，他们大部分时间留在景德镇的工作室，每日不停地创作、实验，灵感一旦降临就会废寝忘食，但每隔一段时间也会给自己放假，四处采风、了解外面世界的新动向。他们漂泊却不失方向，在异乡的窑火中，逐渐将自己的精神世界与真实生活揉捏融合、烧制成型。

　　除了艺术类院校的毕业生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此前并无任何艺术相关经历的年轻人，他们因生活、理想、机遇等各类原因，也加入“景漂”的行列中。臧贻民是一位东北小伙，早年留学澳大利亚学习西厨专业，前后独自在海外生活了十多年，后来因为一个瓷器鉴定的契机与在景德镇工作的妻子结缘，决定回国并定居景德镇。“最初学做陶瓷只是想省下一笔餐具钱，就在当地找了个老师自己学着做。”这个朴素的初衷带领他开启了成为一名独立艺术家的新篇章，也让他找到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从2024年开始，他在陶溪川艺术中心租了一间工作室，成为这里的驻场艺术家之一，目前收入尚不稳定，但他却享受着前所未有的自由与满足，“这里的人际关系非常简单，大家有什么意见都可以直白地表达，不用想太多。我在这里很舒服，也可以和全世界有意思的人一起玩”。由于具备双语能力和丰富的海外生活经验，臧贻民自然成为国际艺术家与本地人之间的桥梁，帮忙翻译、代购工具、协调合作……在日趋多元化和国际化的景德镇，这类中介者的存在有效地降低了跨文化协作的沟通成本，也让许多外国艺术家在这里感受到切实的友好和安心。

　　“景漂”这一群体的构成是多元化的，尽管他们背景不同、初衷各异，但在景德镇这片创意热土上，都展现出了强烈的主人翁意识与开放精神。景德镇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并非与生俱来，而是深深植根于这座城市长久以来的移民传统。古往今来，无数工匠、艺人汇聚于此，不同的文化、技艺在这里碰撞、融合，形成了开放包容的城市基因。同时，市场的逻辑也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竞争与合作的双重驱动下，从业者必须不断学习、适应和创新，才能在这片土地上立足。传统与现实的交织，造就了景德镇如今独特的城市气质，也让“景漂”们能够在这里自由生长、绽放光彩。

　　景德镇千年发展史，也是一部百川融汇、兼容并包的文化交流史，从20世纪末开始，这种交流进一步扩大。随着乐天陶社、三宝国际陶艺村等机构率先开启面向海外艺术家的驻留项目，景德镇逐渐成为全球陶瓷艺术创作的重要目的地，大量国际艺术家漂洋过海而至，从此有了“洋景漂”的身份标签。国际化浪潮冲淡地域文化边界，景德镇以温润的瓷土接纳全球艺术家的精神寻根，在拉坯机的旋转中编织出跨文化的多元叙事。

　　Phil是最早一批来到景德镇的“洋景漂”，也是许多后来者进入这个国际化社区的引路人。1989年，这位英国人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时，景德镇还是一座古老而安静的小镇，街道泥泞，房屋低矮，空气中弥漫着窑烧后的烟味。当时他未曾想到自己会在此地生活30余年，见证它从沉寂走向复兴，自己也从一个好奇的旅人转变为这个城市文化生态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他看来，景德镇的魅力不仅在于丰富的原材料和精湛的工艺，更在于一种罕见的生活与艺术高度融合的状态。“在这里，每条街巷都有人在做瓷，每个家庭都与陶瓷有关联，艺术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日常的一部分。”这种从“边缘”走向“主流”的专业认同感，正是吸引众多国际艺术家远道而来的情感基础。

　　与Phil相似，来自瑞典的Toto也将景德镇视为自己的精神家园。尽管已年过七旬，他依旧保持着年轻人般的热情与活力。穿着撞色卫衣、带着浓重的口音自学中文，他常笑着说：“我不是老外，我是老表！”2011年首次到访景德镇时，他虽然已经在绘画、雕塑和设计方面有所成就，但对陶艺却几乎一窍不通。“我经常去雕塑瓷厂和老鸦滩，那里有很多非常厉害的工匠师傅，我跟他们打招呼，他们也邀请我跟他们一起吃饭，我就这样和他们成为了朋友，也跟他们学习了各种与陶瓷有关的新技能。”他不仅结识了许多本地匠人，还跟青年艺术家普木学习了传统壁画技法，最终创作出一系列融合北欧抽象风格与中国传统高温颜色釉工艺的作品。前段时间，他与普木在斯德哥尔摩联合举办了展览，展出的正是他们在景德镇完成的瓷板画及雕塑作品。

　　这类长期居住在景德镇的国际艺术家往往经历了从“观察者”到“参与者”再到“共建者”的身份转变，他们不再只是借用本地资源进行短期创作，而是已经深度融入了当地社会。与此同时，城市本身的开放性也为这种共生关系提供了土壤。景德镇历史上就是移民城市，明清时期便有“匠从八方来，器成天下走”的说法，外来人口一直是产业发展的核心动力。今天的“洋景漂”也可以看作这一传统精神在当代的延续。然而，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加快，这种温情脉脉的共生关系也面临冲击。

　　相较于Phil与Toto这类长期定居者，目前更多来到景德镇的国际艺术家仍属于“候鸟型”驻留者——他们通常借助乐天陶社、景德镇陶瓷大学、陶溪川艺术中心等机构发起的驻留项目，进行为期两到三个月的短期创作。这类艺术家大多正处于职业发展初期，需要低成本、高效率的实验环境来探索新材料与新技法，而景德镇恰好提供了这样一个理想的平台：低廉的原料价格、成熟的分工体系、密集的技术支持网络，使其成为一个能够支持艺术家们“大胆试错”的地方。

　　在美国北得克萨斯州大学担任陶艺课程教学的Tamara利用在景德镇为期两个月的驻地机会，积极走访景德镇居民社区，观察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为自己今后的创作积攒具有中国特色的素材。而已经第二次在景德镇参加驻留项目的艺术家Megan则展现出更多的规划性和创作策略。如今27岁的她拥有英国与肯尼亚双重国籍和文化背景，童年在东非海岸度过。她深受肯尼亚当地丰饶辽阔的自然环境影响，认为人类与自然有着深厚的联结，与其他生物之间是平等共生的关系。此次驻留期间，Megan使用了螃蟹、龙虾、珊瑚、贝壳等海洋生物元素，同时借鉴了景德镇传统的镂雕与青花绘画技艺，创作出兼具自然肌理与东方韵味的作品，也表达了她对人类造物与自然世界之间关系的思考。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候鸟计划”的规则，当驻留结束时，艺术家们在此期间所创作的所有作品都将经过委员会的考核和挑选，这些作品中的25%—30%也将被捐献给当地，陈列在园区、美术馆等地，丰富当地的景观。此外，有不少艺术家成为积极的传播者，在Instagram、YouTube等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在景德镇创作、生活的图片与视频，向全球的观众展示这座城市的魅力，把景德镇的文化基因带到世界各地。

　　景德镇的国际艺术生态，是一个由政策引导、市场驱动与民间自发共同建构的复杂系统。它既得益于政府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扶持，也离不开陶溪川、乐天陶社、三宝国际陶艺村、景德镇陶瓷大学等机构的持续运营，但最根本的动力，仍来自人与人之间真实发生的信任、合作与情感联结。在这个系统中，“洋景漂”不再是被动的文化消费者，而是主动的意义生产者；本土匠人也不再是封闭的技艺守护者，而是开放的知识共享者。二者在泥土与火焰的媒介中达成共识，共同书写着全球化时代地方性复兴的新叙事。

　　（作者系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副教授、院长助理；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