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碎叶城”，因为中学教科书介绍李白让国人记住的地名。在李白出生地“碎叶说”提出100年之际，本报记者查阅大量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并采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中国李白研究会等机构专家学者，试图在史料与传说、学术与大众认知之间，还原一位更立体、更复杂的李白，探寻其穿越千年的精神回响。

 

　　这是关于李白出身的两份唐代核心文献的相关记载。

　　其中的“条支”“碎叶”，“神龙之始”“神龙初”，“逃归于蜀”“潜还广汉”，“复指李树而生伯阳”“先府君指天枝以复姓”等关键词，似乎已将李白身份的来龙去脉勾勒得很清楚。但正是这些记载，百年来却引发了关于李白出生地“西域碎叶说”与“蜀地江油说”的持续争论。

　　今年是李白出生地“碎叶说”首次明确提出的100年。1926年，民国学者李宜琛在《晨报副刊》上刊文《李白的籍贯与生地》，推论称李白“不生于四川，而生于被流放的地方”，就此打破持续千余年的李白出生于蜀地的传统认知，并引发两派长久之争。

　　“碎叶说”之所以成为学术界主流观点，主要源于唐五代原始史料的直接记载与现代考古发现的相互佐证，形成了逻辑自洽的论证体系。

　　追溯“碎叶说”的文献根基，两份关键史料构成了核心支撑。其一为李白在世时由族叔李阳冰撰写的《草堂集序》（762）。这篇源自李白自述的文献明确记载其先世“中叶非罪，谪居条支”，“神龙之始（705），逃归于蜀”。唐代“条支”并非特指某一城邦，而是西域边地的泛称，学术界普遍认为其地理范围包含碎叶一带。其二是元和十二年（817）范传正所著《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该文依据李白之子伯禽手疏撰写，精准记载“隋末多难，一房被窜於碎叶”，直接锁定家族流放地为碎叶，与李阳冰《序》中“谪居条支”形成互证。《新唐书·李白传》进一步综合旧说，明确“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龙初，遁还，客巴西”，将家族流放西域、神龙归蜀的核心线索载入正史，强化了史料的权威性。

　　近代学者的系统考证与考古发现，为“碎叶说”提供了关键支撑。1926年，李宜琛在《李白的籍贯与生地》中，通过时间线推演揭示核心矛盾：据李白《为宋中丞自荐表》称自己当时“年五十有七”，清代学者王琦考据认为该表写于至德二年（757），据此推算李白应该生于701年。而李《序》、范《碑》均记载家族705年归蜀，4年时间差表明李白不可能生于蜀地。李宜琛提出应严格区分“成长地”与“出生地”，李白5岁归蜀后在蜀生活近20年，导致亲友误记其出生地，而“谪居条支”“被窜於碎叶”的记载，明确了西域流放地的核心指向。

　　1971年，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完成系统性论证，通过辨析《新唐书·地理志》区分“中亚碎叶”与“焉耆碎叶”——焉耆碎叶679年筑城，晚于隋末流放时间，故排除；结合历史地理考证，确定中亚碎叶即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附近，且《大唐西域记》中汉人聚居的记载，佐证了李白家族在当地生活的可能，明确提出“李白出生于中亚碎叶”的结论。“碎叶说”的影响力由此大幅提升。

　　更为关键的是，考古发现提供了无可辩驳的地理坐标。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副所长范恩实告诉记者，1982年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市阿克别希姆古城遗址出土的汉文题铭造像碑基座，明确镌刻“安西副都护、碎叶镇压十姓使、上柱国杜怀宝”等文字，与史书记载中王方翼重筑碎叶城、杜怀宝镇守的史实完全吻合，确证该遗址即为唐代碎叶城，与“碎叶说”的地理推断形成完美闭环。

　　日本汉学家松浦友久、山田胜久等，亦以李《序》、范《碑》的原始记载为核心依据，支持“碎叶说”，进一步扩大了该观点的国际学术影响力。

　　范恩实总结道：“两份唐代核心文献相互印证，明确李白先祖隋末流徙碎叶，结合701年出生、705年归蜀的时间线，其生于碎叶、5岁迁蜀的推论符合逻辑；而阿克别希姆古城的考古发现，为这一说法提供了无可辩驳的地理依据，这也是‘碎叶说’成为主流的关键原因。”

　　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康震也认可“碎叶说”的合理性，他认为：“从史料推演来看，这一说法更契合李白生平的整体时间线。”

　　在“碎叶说”提出之前，千余年间，“江油说”从未被质疑过，是学术界毫无疑问的主流认知。“江油说”凭借宋明清以来的地方文献、出土实物及深厚的文化认同，始终占据重要地位，更契合大众对李白“蜀人”身份的传统认知。其文献依据主要来自后世地方史料与唐代文献的解读。北宋《唐李先生彰明县旧宅碑并序》《彰明逸事》明确记载李白旧宅在彰明青莲乡（今江油），明代杨慎《李诗选题辞》、清代《彰明志略》等延续这一说法，形成了连贯的地方文献记载链条。部分学者对唐代核心文献作出差异化解读：王琦在编纂《李太白全集》时，将李《序》中“复指李树而生伯阳”解读为李白生于蜀地；现代学者詹锳等进一步结合宋明清地方文献，主张应重视“归蜀生白”的字面含义，认为李白出生地应为江油青莲乡。与李白同时代的魏颢在《李翰林集序》中“身既生蜀”的表述，以及范《碑》“潜还广汉”（唐代广汉涵盖绵州区域）的记载，也成为“江油说”的重要文献支撑。

　　出土实物与文化遗址为“江油说”提供了直接佐证。20世纪80年代初期，四川江油出土的北宋《唐李先生彰明县旧宅碑并序》《敕赐中和大明寺住持记》碑刻，分别记载“先生旧宅在青莲乡”“翰林学士李白，字太白，少为当县小吏”，直接印证了李白家族在江油的居住痕迹。此外，江油当地留存的大小匡山（李白读书之地）、太白祠、陇西院等历史遗址，以及流传千年的民间传说，构成了完整的文化记忆链条，强化了李白与江油的关联。中国李白研究会顾问葛景春指出：“江油出土的北宋碑刻是直接的实物证据，结合宋明清地方文献与当地的历史地名、民间传说，足以证明李白与江油青莲乡的深厚渊源。”

　　蜀地的成长经历更赋予“江油说”文化层面的合理性。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戴伟华表示，李白青少年时期在巴蜀度过近20年，蜀地山水与道教文化对其影响深远：“《蜀道难》中的雄奇想象，源于他对剑门栈道、岷山雪岭的亲历感悟；青城山的道教文化塑造了他的神仙信仰，这种精神底色贯穿其一生。”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红霞补充道，李白在蜀地跟随赵蕤学习纵横术，奠定了匡济天下的家国情怀，“‘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的早年积累，蜀地学术传统对其诗歌复古思想的影响，都说明蜀地是他的精神原乡”。近年来，江油通过举办“李白文化节”等文旅活动，进一步强化了大众对李白“蜀地出生”的认知，使“江油说”在民间获得更广泛的传播。

　　两份唐代核心文献为何会衍生出截然不同的解读？康震认为，目前李白研究的新史料与考古发现较为有限，现有争议本质上是对同一批文献的不同理解，核心集中在时间线矛盾与关键词解读两大问题上。

　　“江油说”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无法调和的时间矛盾。学术界主流认定李白生于701年，而李《序》、范《碑》均记载其家族“神龙之始（705）逃归于蜀”，若按“归蜀后生子”的解读，李白出生时间将晚于705年，与《为宋中丞自荐表》等文献形成冲突，且会改写其生平年谱与交游网络。为解决这一矛盾，部分学者提出“神龙”为“神功”之讹的假说，认为家族归蜀时间应为神功元年（697）。但葛景春对此提出质疑：“神功年号仅存在3个月，无法称‘初’，且697—701年李白出生，其父亲尚未恢复李姓，作为罪臣后裔隐姓埋名，难以解释入籍蜀地的问题，这一假说无法完全成立。”由此衍生的姓氏谜题更成为“江油说”的逻辑漏洞：李白家族隋末因罪流放，“隐易姓名”是生存必需，701年出生前未恢复李姓，又不能使用胡姓，如何在蜀地合法入籍？这一问题至今未得到圆满解答。

　　“碎叶说”虽逻辑自洽，但也面临文献直接证据缺失的质疑。复旦大学教授查屏球提出：“范《碑》仅记载先祖‘被窜於碎叶’，未明确李白本人生于此地；李《序》‘谪居条支’是泛称，并非精准地名。李白生于碎叶是现代学者的逻辑推演，在文献上缺乏‘生于碎叶’的直接表述，不可成为绝对定论。”此外，关于李白家族归蜀的出发地，有学者提出疑问：701—705年的空白期内，家族是否仍居住在碎叶？结合703年突骑施乌质勒部落已实质性控制碎叶及其周边的历史背景，是否存在家族提前离开碎叶、辗转其他地区后归蜀的可能？范恩实回应道：“目前无任何文献提及李白家族在隋末至705年期间居住于碎叶之外的西域地区，而碎叶城遗址的汉文碑刻已证实当地有汉人聚居环境，结合核心文献记载，‘从碎叶归蜀’是目前最符合逻辑的推论。”

　　部分学者尝试从语义解读角度化解争议，提出李《序》中“复指李树而生伯阳”的“生”并非“出生”，而是“养育”“成长”之意，既契合李白5岁归蜀的时间线，也能解释“身既生蜀”的记载。查屏球则从文化史角度提出更宏观的视角：“两说争议本质上反映了唐代多元文化背景下家族叙事的复杂性。过度执着于单一出生地的认定，可能会忽略李白作为中西文化交融结晶的核心价值——他的家族与西域有深度关联，又在蜀地完成文化塑形，这种双重背景正是其独特人格与诗歌风格的根源。”

　　康震表示：“现有史料对李白的记载已较为全面，一千多年的研究积累使学术界对李白形象的还原已相当真实。虽然在生平细节、交游情况等微观层面，因对现有材料的理解不同仍存在一些争论，但在重大问题上已形成共识。在没有特别权威的新材料出现之前，相关研究多集中于对现有史料的深入解读和对李白的思想、人格及其艺术风格的研究，一般不会出现颠覆性的修正。”

　　尽管出生地争议仍在持续，但学术界已形成两点共识：四川江油是李白少年成长、文化塑形的核心区域，其诗歌中的蜀地印记与精神底色均源于此；李白身上的西域文化烙印确凿无疑，是盛唐文明海纳百川的生动缩影。

　　所有受访学者均明确，李白成年后未曾去过碎叶，其诗文中也无亲临碎叶的记载，但西域文化元素却贯穿其创作。“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的西域风光描写，甚至诗文中偶尔出现的月氏语词汇，都体现出他对西域的熟悉。葛景春认为，这种熟悉并非来自亲身体验，而是源于家族流放西域的文化基因。查屏球解释道：“李白家族在西域生活数代，生活习俗、文化观念中必然融入西域元素，这种基因传承使其诗歌呈现出不同于其他盛唐诗人的开阔视野与浪漫气质，这正是中西文化交融的结晶。”

　　李白的文化魅力早已超越出生地争议，成为盛唐精神的代言人。改革开放以来，李白研究从传统文献考据拓展至文化活化领域，其形象在不同时代持续被重塑：从唐之“谪仙”、宋之“失意天才”，到明清的“傲骨狂士”，再到当代流行文化中“梦想与青春”的代言人，李白始终能与时代产生共鸣。今天，他“长风破浪会有时”的执着、“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旷达，为当代人提供了宝贵的心灵资源。康震评价道：“李白的伟大，不仅在于天才诗笔，更在于他顽强的生命韧性与永不熄灭的理想主义，这种精神力量正是当代社会所需要的。”

　　李白的影响力已跨越国界，形成全球“李白学”学术共同体。海外汉学界或比较李白与波斯诗人哈菲兹、英国诗人拜伦的浪漫主义特质，或探讨其诗歌在日、英等语言译介中的意象转换，或考察其形象在朝鲜半岛、日本的本土化重塑。2025年中国李白研究会年会吸引了多国学者参与，推动李白文化成为中外文明交流的重要桥梁。

　　或许，我们终将无法得出“李白生于碎叶”或“生于江油”的定论，但这种持续千年的追问与探索，恰恰让李白的形象愈发立体鲜活。他既是“五岁诵六甲”的蜀地少年，也是“谪居条支”的西域游子；既承载着中原文化的深厚底蕴，又浸润着西域文明的开阔气象。这种多元文化交融的特质，使其诗歌具有穿越时空的永恒魅力。千年诗魂，终究活在每个热爱生活、追寻浪漫、不屈于现实的灵魂之中。这正是我们至今仍在寻找李白、阅读李白的根本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刘越  张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