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坚持风光水核等多能并举”。为此，要进一步加快西北风电光伏、西南水电、海上风电、沿海核电等清洁能源基地建设。然而，尽管我国目前在清洁能源装机规模和制造业产能等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迈向“高质量发展”仍面临一系列深层次挑战。针对发展中面临的困境与挑战，亟须以系统性思维谋划全局，以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赋能工具，探索一条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的转型新路。

　　清洁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结构性困境

　　第一，产业布局“同质化”引致低水平内卷。在地方政府追求增长和规模的驱动下，清洁能源产业布局“一窝蜂”现象突出，尤其在技术门槛较低的中游制造环节，如部分地区在风电整机、光伏组件领域存在“恶性”价格战，导致企业利润微薄。在缺乏国家层面的科学统筹与地方政府间的差异化发展战略的情况下，这种“内卷式”竞争不仅造成资源浪费，更使企业无力也无意进行长周期、高风险的颠覆性技术创新，可能导致产业陷入“低水平锁定”陷阱，难以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第二，核心技术“空心化”威胁产业链安全。无论是创新引领的东部，还是资源驱动的西部，核心技术与关键部件、材料的对外依赖问题均不同程度存在。例如，多地大型风机主轴轴承、高精度生产设备及特种储能核心材料仍依赖进口，部分核心装备进口依赖度高达70%，上游高性能碳纤维等关键原材料同样受制于人。由于我国基础科学、材料科学与精密制造领域的积累不足，核心技术“空心化”不仅削弱了我国产业的成本控制力，更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构成直接威胁，成为国家能源安全的重大隐患。

　　第三，成果应用“低效化”阻碍产学研用协同。尽管各地大力推动产学研合作，但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转化路径普遍不畅。部分地区研发投入与产业规模严重不匹配，如宁夏专利转化率仅为35%，山西煤基科技成果转化率亦有待提高。高校成果重“创新度”与企业需求重“成熟度”的错位，导致匹配成功率不足20%。此外，中试平台能力不足成为普遍痛点，部分领域中试基地缺口高达80%。在当前缺乏以市场为导向、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有效协同机制的情况下，大量创新成果未能及时转化为产业新动能。

　　第四，支撑体系“滞后化”掣肘全链条升级。与硬件设施的迅猛扩张相比，标准、市场、消纳等“软基础设施”建设明显滞后。标准体系方面，多地在海上风电、储能安全、碳足迹核算等方面标准缺失或与国际不接轨，在全球绿色贸易壁垒（如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下可能成为产品出海的障碍。市场机制方面，绿色电力的环境溢价未能充分体现，价值市场化渠道不畅。消纳体系方面，新能源高比例接入带来电网稳定性挑战，“旱季缺电、雨季弃电”矛盾并存，光伏组件回收体系不健全等问题也可能构成未来规模化发展的瓶颈。

　　构建清洁能源产业新发展格局

　　第一，打造全国统筹的产业智能格局，打破产业“同质化”内卷。需以国家级统筹为引领，利用人工智能（AI）、大数据等技术手段打破地方盲目决策壁垒。一是推动东西部差异化协同，引导东部“创新—制造”优势与西部“资源—应用”优势精准对接，对承接差异化任务的省份在项目审批上予以倾斜。二是搭建“国家能源产业大脑”，汇聚全国数据，构建深度分析与预测模型，对易过剩领域进行穿透式监测与预警，以数据决策替代经验决策。三是建立动态考核监管机制，将产业同质化程度、产能利用率纳入地方政府考核，引导产业布局从“分散内卷”走向“全国一盘棋”。

　　第二，实施核心科技的智能攻关措施，突破技术“空心化”困境。需以国家级专项为牵引，用AI重构研发范式，补齐基础科学与精密制造短板。一是设立“AI+能源核心技术”专项，聚焦风电主轴轴承、关键材料等领域，布局“AI+材料研发”“AI+精密制造”项目，以高通量计算等方式缩短技术突破周期。二是构建“产学研用”联合攻关体系，推动龙头企业与顶尖高校组建创新联合体，定向研发，并将技术国产化率纳入考核指标。三是建立关键技术动态监测机制，依托大数据平台实时跟踪国产化进展，对高度依赖进口的技术发布风险预警，引导社会资本向短板领域倾斜。

　　第三，建立产学研用的耦合效能机制，破解创新“低效化”困局。需建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全链条协同机制。一是建立利益共享的产学研协同机制，支持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推动以需求为导向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实现创新供给与产业应用的精准对接。二是完善中试平台多元供给，加强对专业中试基地的政策补贴，鼓励企业与高校共建共享。三是构建需求导向的成果转化生态，通过智慧能源管理系统实现供需动态对接，建立跨区域技术交易市场。四是强化人才支撑，鼓励高校开设“AI+能源”交叉学科，为产业智能化转型提供人才保障。

　　第四，构建多维度适配的软基建体系，解决支撑“滞后化”难题。需以“软基建跟上硬扩张”为导向，推动支撑体系的智能化升级。一是建立与国际对标的数字化标准认证体系，利用区块链等技术确保能源产品全生命周期碳足迹与绿色属性信息可溯、可信，为我国产品出海提供数字通行证。二是健全绿色价值市场化机制，完善绿电交易与环境价值核算体系，搭建跨区域交易平台，畅通绿色价值变现渠道。三是完善高效消纳保障体系，推广智能并网调度与智慧调峰技术，应对高比例消纳挑战，并指导建立循环利用体系，化解产业发展的后顾之忧。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数智技术赋能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东盟：影响机理、作用机制与政策研究”（72574090）、“后疫情时代数字经济对传统制造业创新的影响与政策效应研究”（72274085）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昆明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中国—东盟产业创新协同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昆明理工大学中国—东盟产业创新协同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