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娜（民族文学研究所）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之一在于“巩固了文化主体性”。这为我们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指明了根本方向。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理论使命，其最根本的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旗帜和灵魂。文化主体性的确立，核心在于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摆脱长期以来西方学术话语的路径依赖，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中汲取原创理论的能量。中华各民族文化所孕育的广阔精神世界，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了丰厚资源。少数民族文化内容博大、形态多样，是中华文化璀璨星空中熠熠生辉的组成部分，蕴藏着重要的理论生成潜力。在此，我将结合自身学术实践，围绕民族文化的内在创造力如何支撑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论述。

　　理论自主性：

　　从本土文化土壤中提炼批评话语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首要任务是实现理论的自主性。长期以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在理论范式上借鉴了西方理论框架，这虽有其历史必要性，但也常因文化语境的隔阂导致对文学文本深层意涵的“失语”与误读。其症结在于不加辨析地接受外来知识体系中主客二分、学科分立的预设，而忽视了中华各民族文化普遍具有的融通性与整体性世界观。因此，追求理论自主，不只是文化自信的彰显，更是一种知识论自觉，要求研究者从研究对象自身的逻辑出发，突破外来范畴的刚性束缚。我始终将从各民族自身的文化土壤、审美心理和思维方式中提炼本土文学理论与批评方法作为研究的核心任务。这正是构建体系化、学理化学科基础理论的必由之路。

　　例如，在专著《文艺美学探赜》中，我选取藏族古典诗论《诗镜》、唐卡艺术画论与《格萨尔》史诗三类典型文本进行研究。无论是《诗镜》的诗学建构、唐卡的视觉叙事，还是《格萨尔》的口头演述，它们共同呈现出超越具体艺术门类的审美法则。在发表于《文学遗产》的论文《〈诗镜〉文本的注释传统与文学意义》中，我将这一共通法则提炼为“《诗镜》学统”概念，指出其不仅是藏族书面文学的重要创作规范，也深刻影响了口头文学与视觉艺术，是理解藏族文艺审美精神的关键。

　　这种从本土文化内部生发出来的理论自觉，正是迈向理论自主的扎实一步。它要求研究者深潜于每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世界，以谦逊态度与扎实考据使理论在实践中真正获得生命。

　　历史整体性：

　　构建中华文学的“多元一体”叙事

　　理论自主离不开历史整体性的支撑。一部中国史，就是各民族交融汇聚为“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一部中国文学史，也必然由各民族文学共同缔造。

　　传统研究中，少数民族文学往往被置于“附庸”位置。然而，从北朝的刚健风骨、辽金元的戏曲杂剧，到《格萨（斯）尔》《玛纳斯》《江格尔》三大史诗，这些成果不仅为本民族所共有，也是中华民族乃至世界文化的重要财富。

　　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藏族美学与文艺理论关键概念阐释”以及参与院重大创新项目“中华民族文学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过程中，我愈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华民族文学史本质上是一种交往交流交融的“对话性结构”。中华文学史应被视为一个宏大的对话空间，各民族文学在其中持续互鉴、相互影响，共同塑造了中华民族共享的文化基因与集体记忆。

　　我们既需揭示各民族文学的独特贡献——“多元”，也要阐明其在中华文化母体中的融通关系及共同趋势——“一体”。例如，当代作家对三大史诗的“重述”并非复写，而是以现代汉语和叙事手法激活古老史诗与今日读者的精神共鸣。这种创作实践延续并深化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联系，展示了中华文学史在不断对话与共同创造中生成的生命力。

　　话语确立性与方法创新性：

　　在融通中走向世界

　　面对少数民族文学丰富的口头传统与古老文献，传统单一的文学研究方法已难以充分应对；这一挑战也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所强调的“多学科交叉融合”提供了契机。其关键在于以方法论革新推动知识生产范式的转型。

　　近年来，我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哈佛大学等国际平台分享的研究正是在这一方向的尝试。通过将国际前沿的“口头诗学”理论与中国本土的田野调查相结合，并引入数字人文工具进行分析，我提出了“数字口传性”（Digital Orality）这一概念。提出这一概念想要表明，在数智时代，口头传统的生成、传播和接受方式正发生深刻变革。它不是简单延续世纪之交以来的各种“转向”问题，而是改变了史诗演述的仪式场合和传播形态，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融入大众的日常生活。这标志着我们对口头传统的研究，正从静态的“文本中心主义”转向对活态的、多模态的“演述过程”的整体把握。

　　在此过程中，数字技术不再仅仅是保存的工具，更成为一种分析与阐释的媒介，它将稍纵即逝的演述现场转化为一种可供深度分析和无限阐释的“数字文化新形态”，一种生成性的学术实践。这种融合了田野调查、文献考证与数字人文的立体化研究路径，不仅是对方法论的创新，更旨在在国际学术舞台上提出原创性、时代性的学术观点。这种方法创新，能够前所未有地揭示少数民族文学的丰富层次和动态生命力，也是中国学者用本国经验对国际理论进行深化发展，为世界学术贡献中国智慧的有效尝试。

　　习近平总书记用“源头活水”来比喻人民与文艺创作的关系，这一生动比喻同样深刻地揭示了民族文化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中的根本性地位。“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源泉，民族文学的史诗、神话、歌谣是理论创新的不竭资源。“头”是时代精神的引领，需在此基础上挖掘和强调那些能够体现时代精神、引发民族共情的元素，实现创造性转化。“活”是活态的文化生态，需要呵护和鼓励民众与专业创作者的参与热情，让文化在传承中不断生长。“水”是与生活融为一体的传播，借助数字媒体，让优秀的民族文化如水一般，流淌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触手可及。这些维度共同构成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文化动力系统。

　　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我们正处在一个大有可为的伟大时代。作为青年一代学人，我们更应勇于担当，积极投身于这一学术创新的历史洪流，立足于民族文化的沃土，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努力将中国的经验提升为中国的理论，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自主知识体系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