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面对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中国外交以一系列具体而有效的行动，积极运筹大国关系，深耕周边合作，引领全球治理，取得丰硕成果。中国外交呈现的新气象、提出的新方案，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实践资源。2025年，国际关系学者进一步坚定中国必须有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的信念，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道路上稳步前行。

　　2025年，学术界聚焦中国与世界，尝试从理论视角回答了一系列中国如何在一个日益动荡变革的国际环境中，重塑国际规范、推动国际秩序变革的重大现实问题。

　　1.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是国际秩序的未来愿景

　　2023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2025年，学术界对于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的内涵及其意义有了更多理论阐发。耿协峰指出，中国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既是对世界多极化历史逻辑的深刻把握，也是对国际社会共同诉求的主动回应。这一重要主张为破除世界上的霸权迷思、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提供了中国智慧。王秋怡认为，作为国际秩序的新愿景，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应以多极均势为权力基础，以真正的多边主义为制度依托，以协商一致、求同存异理念为观念支撑，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治理机制，为世界发展提供一种确定性。

　　此外，2025年，围绕联合国成立80周年，学术界重申了联合国在塑造和维护国际秩序方面的作用与历史贡献，分析了联合国自身权威性与有效性面临的挑战。毛瑞鹏提出，世界多极化或将引发联合国内部的对抗风险，安理会改革关乎联合国权力结构及合法性，各方博弈与妥协仍存在。针对联合国的改革，刘铁娃、翟崑、岳圣淞等认为，中国与联合国互动关系的深化演进，以及中国的“和合善治”理念与联合国“共同家园”愿景的深度耦合，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范式。

　　2. “四大全球倡议”打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动框架

　　2025年，全球治理倡议的提出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行动指南，与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擘画出世界的美好未来。卢静认为，中国提出全球治理倡议，阐明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需要遵循的原则、方法和路径，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于铁军认为，全球治理倡议是中国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对全球治理问题的系统思考，彰显了新时期中国的国际秩序观，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最新组成部分。

　　针对“四大全球倡议”的关系，吴志成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从发展、安全、文明和治理四个维度，各有分工、相互支撑，构成目标一致、功能互补、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共同服务和服从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厦的“四大支柱”。叶成城指出，“四大全球倡议”的提出，标志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实现了从价值宣示到制度塑造的跃升，通过制度化路径将宏阔愿景转化为具体框架和行动方案，为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伙伴式新型国际关系提供了实践依据和制度支撑。

　　3.全球南方是国际格局调整变革的重要力量

　　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突破了传统“外围—中心”的国际体系格局，有力支撑了世界多极化的发展。徐秀军提出，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是国际格局深度调整变革的重要变量，深刻影响世界大变局的演进方向，突出表现为全球南方更为积极地推进全球发展平衡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全球治理均衡化与全球文明多元化。田德荣、戴长征指出，全球南方国家在推动构建平等有序多极国际秩序上展现出较强的动力。中国是全球南方的天然一员，面对全球南方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应在平等参与、制度建设和理念供给的基础上，携手全球南方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此外，全球南方国家在实践中的主体性塑造得到学术界的进一步关注。丁隆、马晓美认为，阿拉伯国家在全球南方话语体系中的身份与战略实践正经历由历史记忆向制度创新的转型，形成海湾“资源型南方”、北非“文化型南方”和黎凡特“安全型南方”三重路径。王健、邹小婧分析了大国竞争背景下印度在全球南方采取的进取态势，认为其争取全球南方领袖的战略目标将受到经济实力、对外援助能力等因素的掣肘。

　　4. 人工智能重新定义国家安全的边界

　　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新兴领域在革新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也为国家安全带来巨大挑战。余南平指出，与以往任何技术不同，通用人工智能凭借高度通用性和跨域融合能力，在多个维度重塑国际权力结构，引发传统意义上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发生变化，进一步增强了全球权力的非对称性，带来国际权力结构新“极化”的潜在风险。

　　随着技术与国家安全的深度耦合，国家安全研究进一步深化。王寒、张龙辉提出，算法的国家安全属性日益凸显，对国家安全产生系统扰动。这种扰动呈现“功能—结构”逻辑，体现在功能性承载和结构性拓展两个方面，表现为功能性扰动和结构性扰动并存共生的特点。封帅、薛世锟重点研究了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新的要素与政治安全系统发生的互动，其“技术—应用—风险—系统”的逻辑互动过程推动整个政治安全形态经历深刻的变革。

　　2025年，学术界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下，坚持“两个结合”，自觉推动国际关系学自主知识体系创新，在以下领域及议题的研究上取得重要进展。

　　1.聚焦习近平外交思想中标识性概念的理论阐发

　　2025年，学术界自觉提升对习近平外交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在具体概念的理论阐释上有所突破。沈铭辉、沈陈认为，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核心议题，由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共同构成。其中，利益共同体是物质基础，责任共同体是运行保障，价值共同体是理念基础。张玉环、王文起关注真正的多边主义的内涵要义，提出真正的多边主义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目标，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基本原则，以国际机制为坚实依托，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思想指引。卢光盛、颜晓萌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议题的构建过程，包括议题识别和问题界定、议题安全化和归因以及议题去安全化与解决方案。通过精准把握议题构建路径，选择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相契合的议题，可以有效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议题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2.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学科知识体系建设的价值

　　学术界立足中国实践，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探讨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创新的可行性路径。彭成义认为，在当前以“两个结合”推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大背景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及增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是并行不悖的。从这个视角来看，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不是用不用西方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问题，而是能否基于中国实践，对其进行转化、吸收、为我所用的问题。郑永年提出，构建中国国际关系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基础是明确的，即中国国际关系和外交实践从传统到当代的创造性转型。对此，学术界需要重新认识和阐述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传统智慧，正确认识中国国际关系和外交实践的圈层结构、不干预主义、接触自治以及对外开放。

　　3.在反思西方中心论的基础上重塑学术体系核心内容

　　2025年，学术界继续反思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预设的“中心主义”倾向，在学科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研究方法等方面取得进展。高程提出中坚国家概念，整合超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视野下的次大国、中等强国、地区大国等概念，为分析国际体系中兼具中等至中上综合实力、重要地区影响力及一定战略自主性国家的行为逻辑，提供了兼顾理论解释力与政策适用性的分析视角。陈纳慧提出了“中华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新议程，认为“中国学派”应是一个基于文化认同而非国家认同的群体，其理论建构应认识到“中国性”在本体上内含全球关系和生发自世界各地的“多元中华性”。这可以使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免于陷入“西方—中国”的二元对立思维、中国例外主义、全球主义、普适性—地方性两难矛盾等问题，进而推动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张峻溯受关系理论及社会学中“差序”概念的启发，提出了国际关系中的圈层外交分析方法，打破了传统层次分析的静态理论结构。

　　4.持续提升与两个一级学科的融合深度

　　借助区域国别学和国家安全学两个一级学科的建设，学术界主动从研究范式和方法上提升理论融合的深度。王逸舟提出，当下区域国别学作为一门学科的主体性尚未清晰呈现。对此，“区域”的范畴可以起到支撑性的作用，应该把它作为这门新学科的主体来对待。在研究方法的探索方面，朱文珊、吴浩认为在人类学田野调查法的基础上，采取更为宏观的研究视角，形成多学科、跨学科的“田野调查+”研究方法，可以打通区域国别学跨学科融合的道路。赵光锐从国际关系视角对区域知识生产进行了类型学的划分和理论建构，提出区域知识可以按生产主体分为学术、权力和社会三种类型。余丽、李柯则尝试回答“中国国家安全学本体论是什么”这一问题，提出中国国家安全学本体论应包括以维护国家主权、国家利益为核心的认知本体，以共同安全为核心的关系本体，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本体，从而厘清了国家安全学的逻辑起点。

　　2025年，随着国家安全学和区域国别学两个一级学科布局日臻完善，国际关系研究在学科建设上呈现出学科交叉融合大幅提速的新景观。

　　1. 高校以学院建制调整优化学科布局

　　近年来，为更好地满足跨学科交叉研究的需求，高校国际关系学院通过建制上的重组不断加快学科融合的力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将原有的国际关系学院整合为区域国别学院，研究力量融入新兴交叉平台。北京语言大学则在原国际关系学院和原新闻传播学院基础上成立了全新的“国际政治与传播学院”，实现优势学科交叉互补。此外，更多高校的国际关系学院在原有基础上建立了国家安全学系或国家安全学院，使原有的学科和人才配置更为合理和全面。与此同时，高校智库建设在提升国际关系研究方面不断发挥积极作用。如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整合校内资源，深度推动国际关系与区域国别研究。天津大学依托外国语学院和校内自然、人文资源，成立全球南方研究院，是第一家以全球南方为研究对象的高校智库。

　　虽然传统的国际关系学院在建制上或“增”或“减”，但学术研究力量总体朝着更交叉、更前沿、更聚焦的方向进行“重组”。

　　2.学术出版深耕基础理论和重大现实问题

　　2025年，国际关系研究在学术出版上涌现了不少具有代表性的专著，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在基础理论方面的成果。石斌的《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百年（1919—201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5年版）一书，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个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百年学术发展的基本轮廓和内在脉络，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史专著；张小明的《冷战及其遗产》（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一书，尽管是再版，但作者对1998年的第一版内容作了补充、修订，尤其是对冷战的影响给予了深刻回答，回应了当今世界面临的诸多问题；阎学通的《历史的拐点》（中信出版集团2025年版）一书，以2025年特朗普开启第二个总统任期为起点，回答了未来十年国际政治将如何演变，中国应如何应对的现实问题；刘丰等人的《国际关系中层理论十二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5年版）一书，则展现了学术界对中层理论的发展与运用的最新研究成果。此外，由薄燕、朱杰进、张雪滢组织编写的《国际组织研究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一书，是近年来学术界首次从国际组织知识体系视角对国际组织实践与理论进行体系化研究的重要学术成果。

　　与此同时，2025年，国际关系类期刊则更突出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理论回应。诸多刊物围绕“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学理化研究”栏目，依托“学术期刊专栏协作建设”进行联合策划，选题稿件更突出自身定位与特色。此外，部分刊物深挖选题取得丰硕成果。例如，《世界经济与政治》系统关注国际关系基础理论、地缘政治与产业链安全等领域；《外交评论》深耕国际组织与国际秩序转型研究；《国际安全研究》重点打造“安全理论”；《国际政治研究》和《世界政治研究》则长期关注国际政治理论。

　　3. 学术会议重视对青年学者的培养

　　2025年，学术界积极通过高水平学术会议进一步凝聚学科共识，在推动学科高质量发展上贡献力量。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创办的“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是国内最重要的国际形势和外交实践学术研讨会之一，迄今已举办37届。2025年研讨会的主题为“世界历史时刻的抉择与担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出席研讨会开幕式并作主旨发言。由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主办的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年会已连续举办18届。作为国内规模最大的国际关系研究年会，2025年以“动荡转型中的国际秩序”为主题，探索了国际秩序转型、大国战略竞争、联合国与国际秩序等前沿议题。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的全球学与全球治理论坛长期致力于全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2025年第12届论坛聚焦“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与全球治理的未来”，对全球治理倡议的重大意义进行了深入探索。

　　作为支持和培养青年学者的重要平台，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的青年学者论坛和博士生论坛长期助力青年学者的学术成长。其中，2025年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和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第7届国际关系研究青年学者论坛就大国竞争演进、大国关系调整、全球治理趋势、技术竞争逻辑、周边安全动因、知识体系生成和中国全球探索等一系列学术和政策热点议题展开了讨论。

　　2025年，国际关系研究稳步向前，但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其理论供给不足、学科发展内生动力不够等问题也随之出现。随着区域国别学、国家安全学等一级学科建设步入快车道，国际关系研究在某些领域存在的短板亦日渐显现。

　　1.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不足

　　近年来，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在逻辑体系、概念梳理、命题系统化等方面的成绩可圈可点，但问题不容忽视。郭树勇认为，当前，对于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主要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标志性成果不足，补充性解读居多，缺乏对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总体性把握。二是对体系化学理化内涵的认识缺乏共识，研究合力尚未形成。三是对体系化学理化研究的方法论体系尚未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特别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其方法论体系中地位的总结仍在探索之中。四是研究队伍尚未成型。受到学术考核压力的影响，优秀中青年学者缺乏涉足需长期坐冷板凳的研究领域的动力。而对于涉及此类重大理论问题的论文，学术期刊普遍送审时间较长，也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学者在这一领域探索的积极性。

　　2.美国研究的议题和深度尚难匹配国家战略需求

　　当前，受中美战略竞争影响，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的美国研究存在以下不足。一是旧范式、旧理论无法解释新问题。这也是国际关系研究面临的普遍困境，缺少能够解决现实问题的代表性成果。二是同质化研究多，研究成果依据的资料来源缺乏权威性。三是研究议题与国家战略需求存在脱节，关注应然问题较多，缺少建设性增量，没有回归到研究对象国本身。四是学术交流不畅，中美学者学术对话的数量和质量在下降。五是缺乏一支长期、稳定的学术研究队伍。

　　3.全球治理研究亟须完成政治话语向学术话语的转化

　　近年来，全球治理研究紧紧围绕现实关切，理论探索的领域不断扩展，但问题也日益凸显。刘昌明指出，全球治理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短板。第一，在研究取向上，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之间的互动与转化仍有待完善。当前，部分研究偏重对政策话语的延展性表达，尚未充分完成从政治性话语向学理化理论建构的转化。第二，在研究动态上，理论框架的更新与现实回应能力有待加强。既有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偏重阶段性问题的回应，对国际机制演变、规则调整及国家行为变化的持续性、系统性跟踪分析相对不足。第三，从研究方法上看，实证研究基础仍有待夯实。基于数据分析、比较研究或过程追踪的实证研究比例相对偏低。第四，从学术生态上看，全球治理研究的学科结构仍然单一，学科交叉融合仍显不足。

　　4. 学术争鸣缺位，制约理论的体系化创新发展

　　近年来，学科专业调整成为影响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外源性因素，给本身就处于缓慢发展期的国际关系学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一是学科自身发展内源性动力不足。尽管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已取得实质性进展并得到国外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除了道义现实主义、共生理论、关系理论、天下体系等成果外，其他成体系的创新性成果增长乏力。此外，如何处理理论应用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张力，如何看待“中国学派”与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关系，如何提升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等问题还需要学术界进一步的挖掘。二是学科分化严重，学科融合路径尚不明确、统一。尽管区域国别学、国际关系学天然带有“跨学科”的属性，但是面对学科交叉融合的新形势，二者之间尚未找到有效的“借力”方式，学科交流上仍然存在壁垒。三是缺少有组织的学术争鸣，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学术对话与思辨。

　　尽管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2025年，学术界展现出积极的回应姿态。未来，国际关系研究亟须在理论范式与知识内核上进行革新，通过寻找中层理论的缺口、善用人工智能赋能，对国际关系的未来趋势、重大风险与战略机遇进行更为科学的预判。

　　1.着力打造具有普遍解释力和鲜明标识性的概念与范式

　　学术界在继续深化习近平外交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的基础上，应着力打造蕴含普遍解释力与鲜明标识性概念的国际关系学自主知识体系。

　　一方面，针对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学者普遍呼吁，全国重点研究机构应发挥组织协调作用，尽快在基本理论问题上形成学术共识，为进一步深化和细化研究打下基础。为此，主流期刊应发挥引领作用，积极主动组织专题文章，并在这个过程中激励、培养青年学者。另一方面，面对既有理论解释力的“式微”，学术界应在理论范式层面作出新的思考。阎学通认为，未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应回归决策者范式，聚焦道义、能力、认知等自变量开展研究，创建以决策者为自变量的理论范式，在此基础上，从环境、利益、偏好、观念、心理等不同角度研究决策者的行为规律。

　　2. 推动中层理论研究，促进学科理论的整体发展与创新

　　近年来，有关“大辩论”叙事方式的反思以及“理论是否终结”的讨论，正在促使国际关系研究的视野转向中层理论。中层理论有望成为推动学科理论创新的关键增长点。刘丰提出，中层理论围绕一些核心概念展开的实证研究，涵盖了信号、威望、声誉、地区主义等重要领域，可以在诸多重大议题的研究上发挥作用。杨娜认为，一方面学术界应重视国际学术前沿动态，特别是重视中层理论的学习和借鉴；另一方面应推动理论的发展，做好旧理论和新现象之间的衔接。她特别提到，中层理论的再次繁荣，有可能倒逼国际关系宏观理论的创新发展。

　　3. 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理论创新，避免方法上的“过度转向”

　　在人工智能赋能社会变革与知识革命浪潮席卷之下，方法论的自主创新被赋予前所未有的紧迫性与创新势能。伴随对复杂国际现象解释需求的提升，客观上推动了国际关系研究方法朝着技术赋能等方向革新。高奇琦提出，未来国际关系研究的方法创新或将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基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研究；二是多模态分析；三是预测研究。近年来出现的新模型，例如Informer、Autoformer、PatchTST等，可以运用于对国际冲突、国际格局走向以及重大事件发展的预测研究。但卢凌宇也提出，应警惕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的“过度转向”现象。关键还应从问题入手，寻求合理的解决方式，推动国际关系学科缩短方法应用的试错周期，早日进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4. 提升对重点区域和国别的研究水准

　　未来，国际关系研究在跨学科交叉融合上应侧重两个方面。一是继续推进国际关系学与区域国别学的融入力度。学术界普遍认为，学科融合将推动国际关系理论通过区域国别的实证经验进行检验和修正。庞大鹏认为，国际关系理论致力于研究超越历史文化与地域特性的普遍性规律，而区域国别研究则强调对地方知识和特殊性的关注，能够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更多支撑。例如，共建“一带一路”、周边、全球南方等概念的理论建构，都离不开地方知识的支持与转化。二是加强对重点区域和重要国家的多学科交叉融合。以美国研究为例，樊吉社指出，美国研究的范式已经发生了转变，要回归对象国国内，注重对美国底层逻辑的研究。李巍提出，未来美国研究应着重在种族问题、产业问题、经济不平等问题、民主失灵问题，以及美国霸权走向问题上发力。

　　5. 加强对重大议题的研判能力

　　针对全球化受挫、地缘政治回归、国家主义和全球主义交织、国际竞争与合作复杂化等问题，未来，国际关系研究应进一步对重大现实问题作出回应。基于此，学术界首先应发挥学科优势，对世界格局演变的方向、大国关系发展规律进行积极研判。其次，对全球南方的研究应继续加强。最后，针对重大国际事件，学术界对其背后的历史经纬、复合利益逻辑和深层观念结构应从政策层面给予回应，并对未来趋势、重大风险和战略机遇作出科学预判。国际关系研究的实践价值，不在于成为“政策顾问”，而在于成为“实践的理论灯塔”，通过揭示国际互动的底层逻辑，为人类应对全球挑战提供认知工具与战略智慧。

　　（执笔：张萍、陈茜、汪书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