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政治学研究围绕构建中国自主的政治学知识体系，治国理政经验学理化成果得到体系化呈现，党的领导、中国式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关键议题领域纵深推进，历史政治学等新的学术增长点持续拓展。面对学科布局提出的新要求、问题意识与学科边界模糊带来的学术“空心化”质疑以及学术话语权亟待加强等深层挑战，学术界从学科协同发展、加强理论与方法创新、国际学术发表与国际学术传播平台建设并进等方面进行了初步探索，取得一定的共识和成绩。“十五五”时期政治学的再出发，要深刻认识发展环境的复杂变化，以党的创新理论引领政治学各领域的深入推进，以“政治性”锚定研究方向、以“中国性”夯实研究基础、以“时代性”拓展研究边界，切实发挥治国理政之学在大变局时代的经世之用。

　　政治学知识生产的年度图景

　　一年来，围绕治国理政经验的学理化研究持续推进，研究成果进入体系化呈现的新阶段，在关键议题领域持续推进，新的研究增长点持续拓展。

　　1.治国理政经验学理化成果的体系化呈现

　　2025年12月，中国政治学会发布《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调研报告》，系统概括了“5·17”重要讲话以来中国政治学的成就：在理论层面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理化阐释为总纲要，在政治制度、政党关系、民主理论、共同富裕、自我革命、领导能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议题领域实现重大创新，描绘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政治学底色；在实践层面立足于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现代化潮头，直面各类现实挑战与风险，于反腐惩恶、廉政建设、机构改革、基层治理等前沿热点上集中发力，加快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

　　政治学基础研究和标识性概念的体系化成果持续推出。俞可平主编的多卷本《政治通鉴》自2020年推出首卷以来已出版至8卷，2025年相继出版7、8两卷（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苏长和、周凌一主编的《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研究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对本土标识性政治概念进行结集出版，收录了“大一统与共和”“使命型政党”“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一国两制”等二十余个体现中国政治特色的概念。在概念史领域，孙江主编的“学衡尔雅文库”计划出版100个关键概念，目前已出版《法治》《国民性》等十余本，其中与政治学相关的概念占比颇大。

　　2.关键议题领域的纵深推进

　　基于中国治国理政实践的理论创新主要围绕以下三个关键议题领域展开。

　　一是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的当代中国政治结构与政治秩序研究，并由此关联国家理论、政府理论、政党理论等政治学基础理论。燕继荣、李修科在《解析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之维》（《中国社会科学》2025年第10期）中，从“使命型政党”切入，进而通过对自主性国家、有为型政府与适应性治理的剖析，以“政党—国家—政府—社会”的整体性框架来解释中国式现代化得以顺利推进的制度原因。而在张竞衔、肖滨等人的研究中，党的领导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在不同层面得到了刻画：前者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为对象，分析了议程统领、水平统领和垂直统领三重机制所塑造的政治统领之于国家治理的作用机理；后者则基于街道调研，在“领导权—治理权”的框架中呈现出基层破解“小马拉大车”困局的整合过程。

　　二是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导向、聚焦具体治理场景的立体式研究图景。从基层与地方治理来看，典型经验的学理总结、治理逻辑与方式的转变构成了关注的重点。如张树华、刘开君以北京接诉即办和浙江新时代“枫桥经验”为例，将其总结为回应型治理；蔡礼强等所著《党建引领与数字治理双向赋能：基层智治的富阳经验》（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25年版）则展示了数智时代的中国基层治理现代化之路。此外，黄振华主编的《乡域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田先红主编的《县域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以系列丛书的形式丰富了基层与地方治理的研究。在社会治理层面，汤彬、王浦劬在《属地化治理与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国社会科学》2025年第6期）一文中勾勒出社会治理的属地化特征，同时强调需要推动空间组织逻辑由依托属地转向超越属地，协调“属地本位”与“网络中心”之间的治理张力。在城市治理领域，任勇等从风险认知、序列与场景的角度检视城市的数字化转型问题；马雪松等针对收缩型城市如何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出思路；俞祖成等则主张挖掘以中国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城市建设的理论意义。此外，方盛举提出，亟待构建新时代的边疆治理理论和边疆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

　　三是聚焦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民主理论研究。研究重点首先体现在制度体系方面，旨在形成“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张贤明、张旭瀛强调，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基础，需在解决“大问题”与“小问题”的协同中提升制度效能；汪仕凯、许墨指出，间接民主和直接民主的融合是通过协商得以实现的，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扎实推进广泛多层制度化协商。在实践操作方面，张明军提出“三维协同”的路径，主张将民生民主作为深化发展的突破口、协商民主作为深化发展的核心、数字民主作为深化发展的新场域，使民主质量由人民当家作主实现程度、治理效率与绩效来共同定义。刘伟、翁伟波提出以“动力—机制—行为”框架解析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基层人大治理创新的内在逻辑。郑建君、吴润琏则基于大样本调查，提炼出中国公民民主观“协和有道”的结构，通过开发高信度和高效度测量工具，为民主实践评价提供科学依据。

　　3.政治学研究新增长点的持续拓展

　　一是突出“中国性”的历史政治学、田野政治学以中国经验“重写”政治学原理的自觉意识更加明确。如徐勇、陈军亚在《行为—制度—原理：田野政治学的方法自觉》（《理论月刊》2025年第10期）一文中提出，通过进入田野，可以发现普遍的国家制度与具体的个人行为之间的复杂关联、历史田野中存在的多种微观制度形态及其与国家制度之间的复杂关联，以及人的行为与制度背后的内在依据，并从“一事一理”向“万事一理”提升。历史政治学则呈现出跨领域、跨学科的发展态势。从研究领域来看，其分析对象不仅涵盖党的建设与新型政党制度、人民政协制度（江天雨、柴宝勇、叶娟丽等）、近代县政转型（王续添等）、古代监察制度（胡云、任锋）等中国政治研究的重要议题，而且被拓展至生态文明建设（谭腾）、东南亚族群政治分析（郝诗楠）等议题。从跨学科对话与交流看，继2024年北京大学哲学系主办的第一届政治认识论论坛将历史政治学作为重要的政治认识论洞察视角列入议程后，2025年复旦历史政治学论坛的讨论则将开掘党史研究中的历史政治学资源，通过党史研究来发展中国自主的政治学理论等提上议程。如贺东航提出以历史政治学考察中国共产主义文明“新传统”的生成。

　　二是应对复杂现代性的知识重构促进了科技政治学、计算政治学、信息政治学等新论域的拓展。如顾超的《科学与权力：知识政体的演化》（商务印书馆2025年版）一书以知识政体为框架，分析了不同文明中科学发展路径的差异及其权力机制，对于理解知识秩序与政治秩序的关系、考察大国竞争格局下的科技与政治权力互动机制提供了借鉴。王中原在《算法政治》（复旦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一书中分析了智能算法对分配政治、监管政治、官僚政治、代表政治、选举政治以及政治系统的全面影响。佟德志等探讨了民主治理的算法困境及其平衡。

　　三是以学科交叉为路径的政治学研究呈现出多元发展态势，法政治学、政治传播、政治心理等领域持续推进。在第二届新时代法政治学论坛上，卓泽渊主张必须具备全球视野，紧扣现代化强国建设等核心主题回应法治诉求；在清华大学法学院发起的宪法学与政治学对话中，二者的分途与整合在学科史与治理实践中得到了双重呈现。在政治传播领域，中国政治传播的研究重心从“信息”向“数据”演进（庞金友）；国际政治传播的理论建构得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所熔铸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新时期国际政治传播新形态之间的关联得到阐发（荆学民）。在政治心理学领域，郑建君等围绕政治心理何以可计算这一根本问题，提出依托数智技术发展计算政治心理学，深化对政治现象及逻辑的认识。

　　四是聚焦中国式现代化新任务、新挑战的政治学探索。面对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政治学聚焦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围绕产业经济、平台经济等研讨新型政商关系的动态构建逻辑。李巍等提出，产业政治学的核心在于整合发展型与安全型国家理论，将国家能力与地缘政治变量纳入产业兴衰分析框架；黄冬娅、孟凯旋则从微观机制出发，分析企业的政策风险化解能力差异与政企关系类型的塑造。针对数智时代的城市政治与治理复杂性问题，葛天任等提出以生态论发展城市政治学，从而实现对结构论、政体论、治理论的迭代升级。面对人口结构变化给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等提出的新课题，赵聚军、王坤尝试运用可解释机器学习分析法来测算政府人力成本与人口小县重组的最优规模。

　　政治学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挑战与初步回应

　　尽管一年来政治学研究的进展值得肯定，但要实现高质量发展，仍需直面知识生产的主体建构、知识形态的学科内核以及知识成果的有效传播等方面的深层挑战。

　　1.以学科协同发展回应学科布局新要求

　　近年来，国家安全学、纪检监察学、中共党史党建学、区域国别学等新兴一级学科的设置，“将政治学的知识内核进行议题性发展及应用性拓展”，反映出时代变局中对治国理政重点领域的建制性回应，使得反映中国特色的治国理政之学更加宏阔。这一新的学科布局，标志着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更趋完备，也对政治学作为“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5·17”重要讲话）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的作用提出了更具体的要求。这要求政治学就基础理论、核心概念与研究方法进行有效供给，确证自身作为支撑性学科的价值；并从党的建设、国家安全、纪检监察等实践领域的重大推进中不断提炼政治学标识性概念与基础理论，实现相关学科的协同发展。

　　对于如何切实发挥政治学的支撑性作用，学术界高度重视基础学科建设与新兴学科的齐头并进。在第三届政治学学科建设论坛上，与会专家普遍认为，要加强中国政治与政治学理论在政治学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而以国家治理、计算政治学等2024年新增二级学科为代表，新兴学科在布局与学术共同体构建中齐头并进。在国家治理领域，目前已形成规模化设立与跨学科交叉的发展格局。截至2025年12月30日，四川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15所高校已设立国家治理二级学科，学科地位得到明显体现，且呈现出鲜明的交叉发展态势。如中国传媒大学设立的“国家治理与政治传播”学科归属于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华东政法大学设立的“政党与国家治理”学科归属于公共管理学一级学科。在计算政治学领域，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在2025年相继设立“计算政治学”硕士学位授予点；第二届计算政治学讲习班、第二届计算政治学论坛的成功举办，对于培养青年人才、凝聚学术共识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孟天广所撰《计算政治学：试析数智时代的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范式》（《世界社会科学》2025年第1期）一文中，数字国家构建中的数字政府建设与智慧城市治理，数字国家运行中的公共数据治理与算法政治/治理，数字政治行为中的社交媒体与数字参与、政民互动与政府回应性，数字政治价值中的数字政治传播与数字价值观等计算政治学视角下的中国政治研究议程得到系统勾勒，进一步明确了学科发展的方向。

　　2.以加强理论和方法创新回应学术研究“空心化”的质疑

　　如果说学科调整在建制层面给学科发展带来挑战与机遇，那么，近年来关于“政治学公共管理化”等学科“空心化”的批判，则直指政治学研究的内核，尤其对学科交叉、融合态势下的学科主体性提出了质疑。对此，政治学研究各领域都表现出理论创新与方法创新的高度自觉，尤其重视基础理论之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关键意义。

　　以政治思想史研究为例，刘训练强调必须重视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拓展研究对象和研究议题、提高方法论意识；何涛主张围绕政治学理论的核心问题，积极回应政治实践中的前沿问题，鼓励以主题为导向的非连续性研究，探索比较政治思想的研究。在比较政治学领域，与会者在第五届大变革时代的比较政治学论坛上呼吁超越单纯的方法工具主义，强化学科本身理论建构的自主性。王正绪主张以秩序与繁荣、理念与体制、正当与有效、制度与行动四组概念作为比较政治研究的存在论体系，进而形成相应的议题体系和问题意识。

　　具体来看，基础理论在深化的同时亦有所拓展。一是国家理论。近年来提出的“新型现代国家”不仅与现代大一统之间的关联得到进一步阐发（汪仕凯），而且被置于比较政治学概念创新的历史进程中加以凸显（景跃进）。在国家结构、国家功能等维度外，国家规模的分析视角也受到重视（如陈明、徐勇关于大规模单一制国家结构的分析），并且就其概念化意义展开了学理分析（王宏伟、周光辉）。二是政府理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与全面深化改革的引领下，关于政府职责体系构建的讨论进一步深入，如朱光磊、吴金兴直指“管责一体”的惯性思维与职责体系弹性不足对政府职责体系和履责能力造成的阻碍，强调要注意“管责一体”和“权责一体”的根本区别；而在广义政府理论与功能性分权的视域下，公有制与广义政府的效率导向之间的逻辑关联得到讨论（原桂楠、陈国权）。三是政党理论。“使命型政党”作为标识性概念的学理价值在现代政党的类型学划分中得到系统阐发，并由此从概念上升到理论范式层面的讨论（唐亚林）。

　　在中国式现代化、数字治理等具体领域，政治学者也贡献了具有学科特色的思考视角与价值关怀。如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研讨中，杨阳、杨雪冬等人基于现代化的范式与类型研究来观照其展开，前者区分了“顺势现代化”与“逆势现代化”两种类型，后者则提出共同现代化范式，并提出将统筹治理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在新时代全面展开的重要原则。针对数字技术带来的深刻变革，孟天广提出的“数字统合主义”对于理解国家数字能力建设中的政企关系，高奇琦提出的“共识性对齐”对于协调企业、国家与全球层面的大模型治理都具有启发意义。

　　值得指出的是，以人工智能为支撑的智能计算方法在政治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呈现出在研究议题、研究领域上的拓展。在中国政治思想史领域，王炳权认为，其现代研究方式体现为交叉学科研究法、以数据库建设为核心的数据分析法以及以人工智能计算为核心的智能计算法，体现了数字时代政治思想史新的发展趋向。在实验政治学领域，基于大数据的实验方法使得因果推论原则转变为“充分非必要条件”，为新兴政治现象的理论探索创造了更多空间（孟天广、张静）。当然，无论在哪个领域，新方法、新范式都需要落实到对具体问题的研究之中，进一步实现从方法论自觉到方法运用的推进。

　　3.以国际学术发表与国际学术传播平台建设回应话语权难题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将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成就进行学理表达和有效传播，离不开中国学者高质量的国际学术发表，也有赖于自主的国际学术传播平台搭建。

　　从国际学术发表来看，中国学者在学术组织、选题策划上的能力不断提升。如郭忠华在International Sociology 2025年第2期上围绕“社会科学研究的本土性与世界性”组织专刊，展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最新成果。在社会科学方法论、数字治理等前沿议题的国际讨论中，中国学者也在理论建构、概念提炼上有所推进。如唐世平等人基于演化理论、网络科学、复杂系统思维，提出需彻底抛弃“行动者—结构”视角，以“社会生态位构建”视角来理解人类社会；以及前述基于中国数字政府建设中政企关系所提出的“数字统合主义”概念。

　　从国际学术传播平台来看，封凯栋、曹馨彤的文献计量学研究表明，新时代以来的政治学、公共管理学期刊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共建“一带一路”、全球南方等重大议题进行议题设置，展现出在全球传播语境中建构中国立场的努力。如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 2025年阅读量最高的文章，正是基于中国的政策实践对共同富裕的探讨（郁建兴等）；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则围绕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地缘政治影响组织专刊。从期刊影响力看，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主办的Journal of Urban Management 2024年影响因子达到5.0； 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亦达到3.7，在政治学、公共管理学领域均位列Q1。此外，由中国学者担任非本土英文期刊主编的数量近年来也有所提升。如复旦大学郭苏建长期担任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主编，该刊2024年影响因子达到3.5，位列SSCI期刊方阵；浙江大学沈伟担任Asia Europe Journal主编等。

　　正如钟杨基于依附论成败的研究所揭示的，构建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发挥国际学术出版、国际学术合作等在学术传播中的重要作用。然而，真正具备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对话与合作的政治学学者仍是少数，不少本土英文期刊仍处于艰难求存阶段。更重要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在于解释好中国的政治安排（燕继荣）。这意味着政治学研究的高质量产出与高效能传播，对于中国学术话语权乃至国家话语权建构都具有更加特别的意义，也提出了更加艰巨的任务。

　　“十五五”时期中国政治学的再出发

　　2026年是“5·17”重要讲话发表十周年，也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政治学既要以“5·17”重要讲话精神来检视三大体系建设的成就与不足，进一步明确发展的方向与重点；更要直面“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的深刻复杂变化，以党的创新理论引领政治学各领域深入推进，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的政治学知识体系。

　　1.直面学科研究的核心议题，坚持政治学研究的“政治性”

　　坚持政治学研究的“政治性”，在根本上体现为哲学社会科学所普遍内蕴的价值属性要求。哲学社会科学从来不是价值中立的“纯科学”，全面深刻地认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属性是推动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题中之义和重要前提。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坚持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政治性”，就是要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引领政治学各领域的发展，实现党的创新理论与政治学基础理论的高度融合，在“两个结合”中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的政治学知识体系。

　　坚持政治学研究的“政治性”，也是对政治学学科内在规定性的基本遵循，要求学术研究直面学科核心议题。随着学科交叉交融的发展，部分政治学研究出现了规避重大政治议题、沉溺于微观技术与管理细节的“去政治化”研究取向，导致问题意识失焦、学科边界模糊、学科主体性受损等问题。因此，政治学研究要直面“十五五”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任务，充分发挥在政治领导与政治建设、国家安全与政治安全、权力运行与监督等重大关键性议题上的学科价值。

　　2.锚定中国式现代化的使命任务，夯实政治学研究的“中国性”

　　作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最为独特的现代化实践，中国式现代化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领域的深刻变革，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富矿”。夯实政治学研究的“中国性”，必须锚定中国式现代化的使命任务，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逻辑、全过程人民民主、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论与实践命题展开系统性、学理性研究，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展开与实现提供学理支撑，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就丰富、完善人类文明新形态。

　　政治学研究以“中国性”为根基，也以建构“中国性”为旨归。从“以中国为方法的政治学研究”，到杨光斌在《建构“中国性”： 基于历史政治学的新政治学原理纲要》（《天府新论》2025年第1期）一文中以元概念、元理论重述来建构“中国性”的新政治学原理，中国性之于政治学研究的意义贯穿于认识论、方法论和本体论。这种以中国性为基础和导向的政治学研究，并非“西方中心主义”的中国翻版，而是指向基于特殊场域的普遍性知识与一般性理论的产出。就此而言，在以中国性为内核的普遍性知识生产中，中国式现代化构成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力量和实践路径。

　　3.探索数智时代的新方法新范式，彰显政治学研究的“时代性”

　　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智技术的革命性突破与加速度发展，不仅对包括政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方法与范式革新，也提升了分析能力、拓展了议题领域。在数智技术的驱动下，政治学研究呈现出以理论驱动的定量研究范式、以数据驱动的大数据范式和以算法驱动的大模型范式三种形态并存迭代的态势。尤其是大模型范式的兴起，将帮助我们理解复杂社会系统中广泛存在的变量间非线性关系，从而显著提升分析和预测社会演化的能力，实现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革命性跨越，也对研究者的学术素养、研究技能提出了新要求。

　　而在“技术革命”与“实践革命”之间的复线性、互构性、演化性碰撞中，数智技术作为新“政治变量”，正在并将持续对政治秩序、政治生态与人类政治文明进行深刻型构，也对政治学研究提出了新课题。这些课题包括但不限于应用大数据、机器学习、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提升关于集体行动、政策扩散、政治传播等复杂动态的分析精度与预测准度；开展数智技术与治理的比较政治研究，识别制度性差异与政治结果多样性的复杂关联；聚焦数据主权、算力设施、算法标准、治理框架等议题，分析各国在数智技术发展和治理方面的竞合博弈对于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重构性影响；探讨民主、自由、平等、正义等核心政治价值在数智时代如何重新定义，展开关于未来社会的政治哲学想象。这些问题既关乎中国的发展与前景，也关乎人类文明的形态与进程，亟待在学理上作出回应。

　　（执笔：刘倩）

　　（感谢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郭忠华、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伟对报告写作的支持与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