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统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为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涉及新兴交叉学科的智库研究指明了方向。区域国别智库需要系统研究世界特定区域与国家，具有鲜明的战略性、交叉性、应用性。围绕区域国别智库建设的经验和路径，本报记者专访了西北大学副校长、区域国别学院院长韩志斌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报》：区域国别智库与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韩志斌：在我看来，在区域国别学的学科构建中，智库是最终归宿，其根本落脚点在于“咨政启民、服务国家”。智库不是简单的研究成果输出端口，而是整个学科体系的价值检验场和功能实现终端。它要求我们的研究必须超越书斋里的理论推演，将学术洞察力转化为服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参与全球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际能力。

　　对于学科建设而言，智库功能发挥着三重关键作用。

　　第一，提供“问题导向”。国家在特定区域面临的战略需求、外交实践中的现实挑战，通过智库这一渠道转化为学科研究的核心议题，确保我们的学术探索始终锚定在国家最需要的方向上。第二，提升研究质量。政策咨询需要的是基于扎实基础研究、经得起现实检验的判断，这种需求促使我们必须深入对象国，开展长期、系统、跨学科的深耕，避免浮于表面的泛泛而谈。第三，构建“学以致用”通道。智库的基础研究成果要具备快速转化为研判风险、提供方案的政策报告的能力。这个转换的过程既彰显了学科价值，也为智库吸引人才、争取资源、拓展研究空间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撑。可以说，智库建设是区域国别学保持生机活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 中东研究因其重要性和特殊性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近十年来我国中东智库研究的发展？

　　韩志斌：近十年来，随着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的全面提升和“一带一路”合作的走深走实，我国中东智库研究实现了从“积累追赶”到“体系构建”的跨越式发展。

　　一是研究成果的战略性与主动性。早期的研究较多是对热点事件的反应式追踪。如今，我们的研究更多是基于国家长远战略需要的主动布局和前瞻研判。研究议题更加系统深入，从宏观的战略层面对接，深入能源安全合作、产能合作园区建设、反恐与去极端化合作、跨文明对话等中微观层面，研究精度和实用价值大幅提升。

　　二是研究方法的跨学科性。中东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单一学科视角难以解决复杂问题。当前，综合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宗教学、语言学等多学科工具进行分析已成为主流范式。这种交叉视野有助于产出更立体、更扎实的成果。

　　三是中国学者不再满足于引介和评述西方理论，而是致力于提出基于中国视角和当地经验的概念与框架。如西北大学教授彭树智及其团队提出的“文明交往论”、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王林聪提出的“自主安全”等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不仅提高了研究的理论高度和学术品位，也直接拓展了智库研究的深度。与此同时，基础资料建设成就斐然，中东国家国别通史、区域年鉴、专题报告的出版，为智库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数据库支撑。可以说，中国的中东智库研究正在成长为全球中东知识生产体系中不可或缺、特色鲜明的重要一极，开始从知识的“学习者”向“贡献者”和“引领者”转变。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东研究相对于其他区域研究有哪些特点？在从事中东地区智库研究时，我们需要关注哪些问题？采用哪些研究方法？需要掌握哪些类型的数据和实证案例？

　　中东研究呈现出极强的“高复合性”与“高动态性”特点。所谓高复合性，是指文明、宗教、民族、部落、地缘政治和大国利益等多重因素在这里深度交织、相互作用，任何单一维度的分析都可能导致误判；高动态性，则是指该地区长期处于变革与动荡之中，历史的长周期结构与现实的剧烈变动相互激荡。

　　从事中东智库研究应当重点关注以下几组核心问题：一是国家建构的独特逻辑。许多中东现代国家建立在传统的部落、教派社会结构之上，理解其政权稳定性、治理效能和社会动员，必须深入剖析“国家—部落—教派”的复杂三角关系。二是“发展之困”的深层机理。即丰富的能源资源如何塑造了畸形的政治经济结构，以及各国探索突破这一困境的不同路径及其成效。三是内外力量的互动博弈。既要关注大国博弈的态势，更要关注地区国家自身的战略自主性及其塑造地区秩序的努力。

　　在研究方法上，应坚持“长历史时段”与“深田野调查”相结合。没有历史纵深，就无法理解当代问题的根源；没有实地感知，则容易陷入数据与文本的迷雾。研究人员应尽可能掌握对象国语言，通过长期、反复的田野工作获取档案文献、精英访谈、社会观察等一手资料，尤其要关注首都之外的地方社会和边缘群体声音。

　　所需的数据和案例除了宏观的经济、人口数据，更应注重收集能反映社会政治机理的微观数据，如地方选举、部落谱系、教派分布、社交媒体舆情、特定商品的流通轨迹等。案例分析应注重典型性和比较性。例如，可以通过对比海湾君主国与共和制国家不同的维稳策略，或对比不同产油国经济多元化改革的成败，提炼更具普遍意义的政治经济规律。

　　《中国社会科学报》：西北大学在中东研究人才培养方面有哪些宝贵经验？

　　韩志斌：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六十年的育人之道，核心在于坚持“历史与现状相结合，基础与应用相结合”。中东研究所坚持“以理论带动实证”，引导学生在扎实的理论框架和问题意识指引下开展有针对性的实证研究，再用实证发现去反思、修正和发展理论。

　　第一，以“文明交往论”为人才培养之“魂”。传授中国区域国别学本土理论的“文明交往论”，夯实学生的理论根基与文明视野。

　　第二，摆脱“西方中心论”的影响。它教导学生以平等、动态、互鉴的视角看待不同文明，并为他们分析复杂的区域问题提供了宏大的历史哲学框架，体现了中国学者的自得之见。

　　第三，“双导师”制度与项目制培养。打破学科界限，为研究生配备来自历史、政治、经济、宗教等不同背景的导师，让他们在跨学科碰撞中形成复合思维。

　　第四，以国家重大项目为抓手，提高科研能力。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2项（“十四五”期间获批7项），彰显了强大的学术组织力和竞争力，鼓励研究生积极参与这些重大项目，为研究生成长提供了较大的项目支持。

　　第五，探索构建区域国别学本硕博贯通一体化培养体系。从本科“区域国别实验班”开始，到硕博阶段的海外研修、实地调研，我们设计了完整的实践教学体系，确保学生有机会“到对象国去感受、在田野中找答案”。 

　　《中国社会科学报》： 贵研究所的学术研究如何转化成为政策生产力？

　　韩志斌：第一，智库研究要顶理论创新之天、立国家需求之地。“顶天”是指追求理论高度，如“文明交往论”等创新性理论和标识性概念，为政策分析提供了超越表象的深层分析工具。“立地”是指扎根区域实际，例如，我们历时数十年完成的《中东国家通史》（13卷）和《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8卷），为政策研究提供了翔实可靠的国情知识库。深厚的学理和知识储备是政策建议能够言之有物、切中要害的根本保证。

　　第二，畅通成果转化渠道。一是通过打造高端智库平台，以厚实的基础研究为基本功，撰写战略政策建议。二是依托自办的《西亚北非周报》《中亚南亚周报》《西亚北非月刊》《中亚南亚月刊》等报刊为内部报告体系，对突发事件和动态趋势进行快速、专业的研判。三是通过大量主流媒体发声，引导公众理性认识国际热点，塑造有利的舆论环境。

　　第三，体制机制建设。2023年，我们成立了实体化的区域国别学院，统筹全校力量，并设立专门的智库管理制度，负责对接需求、组织撰写、报送成果。此外，制度性的奖励机制非常重要，我们在年底绩效、职称评审中实施了论文和咨政报告“一视同仁”，鼓励教师转型为“双能型”人才。我们还建设了文科实验室，运用大数据技术进行信息追踪和风险模拟，提升研判的科学化水平。实践证明，这条路径是行之有效的，正在实现“文章变文件、对策变政策”的高效转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西北大学的“平台—学科—智库—人才”四维融合体系是如何协同的？

　　韩志斌：我们探索的“平台—学科—智库—人才”四维融合体系并非四个环节的简单叠加，而是构成了一个“以平台铸学科、以学科育人才、以人才建智库”的“三链路径”。在这个系统中，每一链条都是其他维度的支撑，形成强大的内生发展动力。

　　具体而言，“平台”是基座，如中东研究所、丝绸之路研究院是中宣部和教育部的基地平台。“学科”是骨架，在国家级平台的基础上，2024年获批首批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这为我们整合历史、政治、经济等十个优势学科，开展交叉研究提供制度依托，让研究范式从“单一史学”转向“问题导向的综合研究”。“人才”是活水，区域国别学本硕博贯通式人才培养体系，培养出兼具理论素养、区域知识和实践能力的人才。“智库”是功能出口和价值放大器，它驱动前三者围绕国家战略需求运转，并将它们的产出转化为现实影响力。

　　“平台—学科—智库—人才”一体化建设的探索，是一条以实体化学院为运营中枢，以“文明交往论”为理论内核，以有组织科研为驱动方法，以贯通式培养为人才引擎，以期刊矩阵为话语支点，最终集结成国家战略服务力的特色发展之路。它成功地将深厚的历史研究传统转化为面向当代的交叉学科优势，将分散的学术力量整合为服务国家的战略合力，将个体的学者成长嵌入团队传承与创新的学科生态链中。这一实践深刻表明，新时代的中国区域国别学必须坚持学科建设、智库功能与人才培养的辩证统一：学科不牢，则人才源流枯竭，智库立论肤浅；智库不彰，则学科发展脱轨，人才成长失焦；人才不济，则学科体系悬空，咨政建言虚浮。四者一体推进，方能形成内在的、强大的发展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