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机器作为政治权力的物质载体，其本质与功能的演变始终是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关键线索。国家机器并非永恒存在的社会现象，而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其形态与功能随着社会关系的变革而不断演进。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深刻指出：“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这一经典论断不仅揭示了国家机器的起源逻辑，更预示了其在历史辩证法中的转型轨迹。从阶级社会中将国家异化为“统治社会的力量”，到社会主义条件下使其逐步转化为“社会本身的生命力”，这一转型过程深刻体现了人类政治文明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历史性跃迁。

　　作为“统治社会的力量”而存在的国家机器

　　国家机器的本质属性始终存在于其双重性矛盾之中。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精辟地指出，国家是“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这种异化在阶级社会达到极致。要准确把握国家机器的历史转型，首先需要厘清其本质特征。在阶级社会中，国家机器主要表现为军队、警察、法庭等强制性机构，其核心功能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剖析资产阶级国家时强调：“这个行政权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有五十万人的官吏队伍和五十万人的军队。”这种高度组织化的暴力机器，本质上是通过“集中化的组织起来的窃居社会主人地位而不是充当社会公仆的政府权力”来维持阶级统治。然而，国家机器的异化形态并非永恒范畴，其内在矛盾中始终孕育着自我否定的辩证因素。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继承马克思的巴黎公社原则，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已经是过渡性质的国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这一科学判断深刻揭示了国家机器历史转型的内在逻辑。

　　资本主义国家将“统治社会的力量”发展到极致形态，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完备的压迫体系。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深刻分析道：“政府的监督劳动和全面干涉包括两方面：既包括由一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的执行，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有的职能。”这种二元对立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更演变为“金融寡头”与“国家官僚”的深度合谋。这种高度组织化的统治机器，使资产阶级能够有效地维护其阶级利益。同时，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出了更为隐蔽的意识形态控制手段。通过教育体系、大众传媒等渠道，资产阶级不断强化其统治的合法性，使被统治阶级在思想观念上接受现存秩序。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还发展出了经济干预的新功能。恩格斯指出：“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当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异化程度达到了历史顶峰，它日益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独立力量，与社会公共利益相脱离，这种异化状态使得国家机器成为“资本增殖”与“阶级压迫”的双重工具，其“政治外壳”与“经济内容”的尖锐矛盾最终必然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强调：“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一重要警示深刻揭示了打碎旧国家机器的历史必然性，为无产阶级革命指明了方向。

　　向“社会本身的生命力”转型的国家机器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开启了国家机器历史转型的新阶段。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在于使国家机器从“统治社会的力量”逐步转化为“社会本身的生命力”，这一转化过程具有深刻的历史辩证法意义。首先，社会主义国家机器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这种新型国家机器的首要任务是逐步消灭阶级差别，为国家的最终消亡创造条件。其次，社会主义国家机器的组织原则实现了革新。巴黎公社创造的“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制度，为社会主义国家机器的组织提供了重要借鉴。列宁在阐述苏维埃政权时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而是开始走向消亡的“半国家”。最后，社会主义国家机器的功能重心发生了转移。从以阶级统治为主转向以社会服务为主，国家机器日益成为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手段。恩格斯预见：“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这一转变过程在当代中国得到了充分体现。

　　从“统治社会的力量”到“社会本身的生命力”的历史转型，本质上是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的辩证发展过程。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深刻揭示：“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人类的解放才能完成。”这种解放的哲学意蕴，在国家机器转型中体现为“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对立的逐步消除，在制度实践中表现为人类解放的深化发展，国家机器的历史转型是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从“统治社会的力量”到“社会本身的生命力”的转变过程，体现了人类社会从阶级对立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历史趋势。这一转型既需要物质条件的充分发展，也需要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更需要思想观念的深刻变革。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23&ZD200）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