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水平持续提升，但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方面仍存在明显短板。《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指出，“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这就要求高校围绕科技发展与国家战略需求，开展有目标、有组织的人才培养，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

　　当前，高校有组织科研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已得到广泛认可。事实上，有组织科研在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方面同样具有独特价值。以“有组织科研”为引擎，可带动“有组织育人”突破传统学科壁垒，跨学科整合校内高水平科研与教学资源，同时汇聚政府、市场、社会等各类要素统筹协调、协同发力，形成空间聚集与功能集聚效应，在完成国家战略性科创任务的同时，切实提升关键领域科创人才培养成效。因此，深入探究二者如何更好地协同并行、发挥更强效应，是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课题。

　　以“有组织科研”

　　牵引“有组织育人”

　　科研任务目标是开展有组织科研的基础，也奠定了人才培养的功能定位。从科研任务“出题人”的角度划分，我国高校以“有组织科研”牵引“有组织育人”大致可分为三种模式，即“国家出题—高校答题”培养关键领域科技领军人才、“企业出题—高校答题”培养急需领域实战人才、“高校出题—高校答题”培养高水平基础研究人才。这些创新实践突破了高校传统学科院系培养模式的局限，探索出跨学科、超常规的育人新路径，以组织模式创新带动人才培养的深层次变革。

　　“国家出题—高校答题”模式中，国家围绕前沿基础科学、战略性新兴产业、国家安全与民生保障等关键领域作出战略统筹，通过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方式“出题”；高校则紧扣国家重大需求，发挥自身优势，参与承担国家有组织科研平台建设，依托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学科交叉中心、国家人工智能学院等高水平科研教学平台，组织跨学科、跨领域力量在规定时限内集中突破关键技术，同步培养国家关键领域科技领军人才。这种模式能让学生深度参与重大战略问题的求解过程，培养具备战略规划能力与前瞻判断力的交叉领域创新领军人才。

　　“企业出题—高校答题”模式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领域的企业结合自身发展需求，立足对行业发展动态的洞察，通过“千校万企”协同创新伙伴、“揭榜挂帅”等方式“出题”；校企双方依托联合实验室、产教融合平台、创新创业中心、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等载体，围绕行业共性问题开展前沿技术合作，在实现技术突破与科研成果转化的同时，协作培养急需领域实战人才。通过这一模式，产业界“卡脖子”难题和前沿科创成果得以走进课堂，学生在参与校企有组织科研的过程中接受扎实的实战训练，成长为能够敏锐捕捉市场信息、精准研判技术价值、提出并解决前沿性问题的急需领域实战人才。

　　“高校出题—高校答题”模式则聚焦高校自身学科优势与研究基础，通过提炼重大需求背后的基础性、共性科学问题，自主锚定并冲击“0到1”的重大原始创新，依托前瞻性布局高校科技规划、行动计划等提出科研探索任务，搭建基础研究特区等平台，在实现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突破的同时，培养高水平基础研究人才。相较于前两种模式，这种“自问自答”模式更注重遵循科学研究自由探索的规律，实现“有组织”与“自由探索”的有机融合，既能保护师生探索世界奥秘的好奇心，也能为基础学科领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营造良好的成长空间与环境。

　　组织理念、运行机制与

　　保障制度协同发力

　　这些以“有组织科研”为引擎的“有组织育人”探索，既突破了传统单一学科院系的培养限制，为科技创新人才提供了更利于创新的交叉融合环境；又推动高校与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等主体打破组织壁垒，以解决重大现实问题为导向开展协同育人。当前，我国正积极推进高校分类发展，各类高校应立足自身有组织科研的特色优势，牵引有组织育人工作，这既是人才分类培养的鲜明体现，也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的必然要求。其中，明确研究型高校与应用型高校的定位尤为关键。研究型高校应充分发挥基础研究优势，落实科教融汇要求，培养服务国家战略科技研发与前沿基础科学创新的研究型科创人才。应用型高校则应密切与企业的联系协作，深化产教融合，为前沿技术落地提供应用型科创人才支撑。这不仅要求高校主动革新并探索以“有组织科研”为引擎的科创人才培养模式，还需在组织理念、运行机制与保障制度三大层面协同发力，提供配套支撑。

　　在组织理念革新方面，要确立“研育双责一体”的发展理念。传统高校往往存在科研与育人目标分离、功能割裂的问题，因此关键是要转变发展理念，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中找准教学与科研的最大公约数，实现研育相长。这意味着，科研攻关本身就是最前沿、最生动的育人场域，其目标不仅是产出知识成果，更要锻造能够攻克“卡脖子”难题的战略人才，强调在挑战科技“无人区”的过程中，实现知识传授、能力锻造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此外，还应进一步发挥学术带头人的榜样作用，激发师生共同奋斗的“濡化”效应，推动科研资源转化为育人成效，使爱国情怀与科学精神内化于人才培养的全链条。

　　在运行机制创设方面，应构建“研育双向转化”的贯通渠道。理念的落地离不开科研与育人双向转化的有效机制。高校需着力打造以重大任务为牵引的贯通培养机制，将有组织科研工作的全周期有机嵌入研究生的课程学习、论文研究、实践训练与职业发展全流程，实现科研进程与育人环节的双线耦合、一体推进。在与行业头部企业开展有组织科研时，校企双方可共同设计培养目标、制定培养方案，依托合作平台将课堂与实验室延伸至生产现场，使论文撰写与产品研发对接企业实际发展需求与应用场景，形成产教融合的良性双循环。

　　在保障制度构建方面，需强化“研育双标互促”的评价机制。当前，各类评价多侧重指标体系建构，存在自成体系甚至相互割裂的问题。在评价高校科研与育人成效时，两个标准应实现互融、互认、互促，以系统性思维保障新理念与新机制稳定运行。例如，高校应在关键资源配置中明确导向，将研究生招生指标、高级别岗位聘任、绩效奖励等向育人实效显著的有组织科研团队倾斜，在科研项目评审与验收中实质性纳入育人贡献维度，引导优秀科学家将最前沿的科研成果转化为最优质的育人资源。此外，相关部门在制定重大科技计划时应明确设置人才培养指标，支持企业参与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等重大开放平台的工程类专业硕士、博士联合培养工作，完善校企联合培养中的知识产权与成果共享机制，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提供持续、稳固的制度保障。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特聘研究员；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