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当今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历程，智库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日益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印发十年来，中国智库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同时也迎来了在新时代迈上更高发展台阶的新任务。围绕相关话题，本报记者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张蕴岭进行了专访。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十年来，中国的智库在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发挥了哪些作用？还有哪些可以完善的地方？

　　张蕴岭：十年来，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智库建设，提供了多种形式的支持。在相关政策推动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得到了快速发展，智库数量增长显著，涉及的研究领域越来越广，产生了一大批新的机构和人才。在我看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战略研究：聚焦国家发展、对外政策的相关重大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提供理论性、前瞻性、战略性分析报告；第二，对策研究：针对具体领域的具体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就各方面问题给出相关分析报告并提出相应解决方案；第三，综合研究：通过发布智库研究报告，增进社会对智库研究问题的了解与理解，提升公众认知和智库的国际影响力。一个好的智库，不仅要有高水平的非公开成果，也要有高水平的公开发布成果。与西方智库不同的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以服务国家发展与对外政策为宗旨，在研究上体现 “建设性”，而不是 “批判性”，成果更多体现在为党和政府“出谋划策”上。

　　当然，在智库行业整体的快速发展中，也存在着一些有待改进的地方，具体主要表现在：第一，一些从事各种研究的机构虽然被称为智库，但是其功能定位较为泛化，没有体现智库的特点；第二，评价标准较为单一，过度强调 “批示”，以“级别”分类，不重视社会与国际的影响力。事实上，不是所有的单位都要办智库，不是所有的人才都要和能够从事智库研究，智库成果的价值不能仅仅强调“高大上”，涉及地方问题、民生领域等的“小成果”也具有大价值。为此，新阶段的智库发展，需要进一步明确定位和功能，区分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避免功能泛化和研究方向窄化，让智库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发挥更全面的作用。在国家层面，可以考虑发布中国特色智库十余年发展的总结文件或报告，对智库提出更科学的定位，对未来智库的发展提出新的目标和要求。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看待学术研究与智库研究的区别？

　　张蕴岭：学术研究以理论构建、历史梳理、基础分析为核心，侧重系统性、学理性探索，其研究的问题未必与政策直接相联系，特别是基础理论研究、综合性研究，并不直接与现实政策相联系。智库研究聚焦与政策性相联系的战略性、前瞻性、实践性问题，以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为导向，直接服务于政策制定与实施。二者在功能定位与研究方向上有所不同，但并非分割与对立，可以说，二者既有区别也有联系。从很大意义上说，学术研究是智库研究的基础，为政策分析提供理论支撑、历史纵深与方法论工具；智库研究则是学术成果落地的重要路径，通过聚焦现实问题赋予学术研究实践价值。国外知名智库多通过学术交流吸纳理论成果，而非自身包揽所有基础研究，体现了二者的互补性。

　　如果研究人员没有学术研究的功底，纯粹进行政策性研究，在一些重大问题的分析研究上，可能会有缺陷。实际上，二者都非常重要，关键是我们要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一个规模比较大的研究机构，可以有基础理论、学术研究团队和智库研究团队，二者成果可以共享，也可以让两个团队的研究人员多交流，相互学习借鉴。不过，从个人来说，还是需要有不同的分工，体现研究专长和特长。

　　《中国社会科学报》：对于国际问题研究而言是否也有此区分？

　　张蕴岭：国际问题研究也分为学术性研究和智库性研究。国际问题研究有理论研究，也有应用性研究。在一些方面，应用性更强一些，作为智库型研究机构，对战略性、前瞻性和政策性的要求更突出一些。

　　国际问题的学术研究，如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世界、区域国别历史研究，世界大趋势研究等学术研究，为现实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基础知识和方法。例如，对世界秩序转型历史与理论的研究，可为研究中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推动世界向新秩序转变提供理论支持。学术研究也可以带着问题意识与政策研究相连接，锚定现实关切，进行理论创新，提出战略、政策制定的思考。因此，要避免把国际问题研究的理论、综合、历史研究与战略、政策研究截然分开，要支持学术研究与智库研究的交流，增进学术研究与智库研究的合作。国际问题研究，特别是区域国别研究有着很强的针对性、实用性，重视理论与实践的协同与对研究对象的实地考察。

　　《中国社会科学报》：目前在学术研究和智库研究相互融合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哪些？

　　张蕴岭：比较值得关注的是智库成果评价的问题，对于智库而言，不应过度强调是否发表核心期刊论文，轻视研究报告、专著的价值；也不应过分重视成果是否能被批示，轻视智库报告的社会影响力与国际传播力。否则，往往会导致智库研究以发表核心期刊论文为导向，智库报告以获得批示为目标。如此，一则使得学术研究与智库研究被分割，二则导致研究在狭窄的通道上相互挤压，影响智库研究的发展空间与创新性。智库研究的功能泛化，既对学术研究有不利影响，也对智库研究有不利影响。事实上，智库研究对环境、条件，特别是人才，有着特殊的要求。比如，对大部分高校来说，在人文、理论研究上可能更具有优势。当然，这并不妨碍高校根据自己的特长，建立专门性智库研究机构，承担有针对性、有特殊要求的智库性研究课题，承接受委托的智库研究任务。但是，高校在智库建设的过程中，一定要避免一哄而上，盲目追求智库标签。对此，我想可以从几个方面进行改进，让学术研究与智库研究得到更好的发展。第一，明确机构定位。区分以学术研究为主和以智库研究为主的功能定位，避免把学术研究机构智库化和把智库研究机构学术化，建设一批以智库研究为功能定位的高水平智库。第二，完善评价机制。重视人文社科学术研究中的专著和有影响力研究报告的作用，提升它们在评价量化中的权重，重视智库研究中战略性研究报告、公开性研究报告的作用，提升它们在评价量化中的权重，拓宽智库成果使用评价的结构，让更多的智库研究“接地气”。第三，推动学术研究与智库研究的交流。加强智库研究的国际交流与成果传播，支持智库研究机构与学术研究机构建立合作关系，组建合作团队。

　　《中国社会科学报》：国际智库交流也是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您的经验和经历来看，智库在公共外交中发挥着哪些作用？

　　张蕴岭：所谓公共外交有一个明确的定位，就是由非官方承担的具有外交功能的活动，有的把它称为民间外交。公共外交可以是非官方机构、个人主动开展的活动，也可以是非官方机构与个人受政府委托开展的活动。智库研究与国家的外交政策有直接的联系，因此，可以在开展公共外交方面起到非常特殊和重要的作用。智库通过其人员活动、研究成果发布、组织研究和交流活动等多种形式，增进我国与其他国家、国际组织之间的了解和理解，既可以增进知彼，也可以增进彼知，成为国内了解国外、国外了解中国的桥梁。

　　国外一些有影响的智库，每年都会“走出去”“请进来”，既会出国进行调研，参加活动，召开很多的会议，也会请各个领域的人才从事研究，开门办智库。相比之下，我们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好，要么是受制于资金不足，要么是受限于管理上的制约。我认为，应该给智库机构和从事智库研究的人员更大的支持、更灵活的管理安排，特别是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智库机构，在开展公共外交方面更需要发挥积极的作用。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我们是面向世界的，所以需要开放。从事智库研究，很多成果是不公开的，但研究是开放的，所以要鼓励更多的智库研究人员“走出去”，或者邀请国外专家学者来交流。在研究上，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是十分必要的，我们要有一个开放的心态和环境，不断促进智库的国际交流，更好发挥其公共外交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的智库在推动中华文化和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走向世界，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方面发挥着哪些作用？

　　张蕴岭：智库的国际传播应该是双向的，不是单向的。这些年来，我们强调怎么让别人了解我们，这很有必要，也很重要。同时，在新形势下，我们也需要更好地了解别人，特别是要加强对全球南方国家的了解。智库要加强双向的交流与合作，只有双向交流与合作才能起到良好的传播效果。

　　还有一点需要重视的是，智库如何参与到新媒体传播中。如今，网络媒体的功能非常强大，在许多方面，引导舆论，引导人们的认知。如何让从事智库研究工作的机构与个人更好地利用新媒体，提升传播的影响力，需要我们去研究。新媒体被各类“网红”影响着，我倒不支持智库研究者成为“网红”，但如果智库成果需要提升社会影响力，就不能与新媒体脱离。只是同行之间交流，就难以扩大社会影响力，所以智库与媒体尤其是新媒体要保持适当的联系和合作。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李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