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在全球文明倡议和文明互鉴的时代语境下走进文学，我们所能看到的，不仅仅是世界各国文学的共时横切面，更会在每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学版图中，看到隐嵌着的历时时间轴，向内纵深千万里，承载着厚重的文明记忆。孟广林等学者提出，按照唯物史的观点，文明是“人类改造世界之物质生产生活实践活动的成果”，主要包括“物质、制度和精神三个层面”。文学作为“文化生产场域中的话语实践”，是文明的精神产品，同时也蕴含着文学生产历史语境的物质与制度。文学既是文明的一部分，也是文明的载体。当我们反过来再从文学的视角去谈文明互鉴，这个概念就有了具象化的轮廓。诚如辜正坤所言，“由于文学具有直观的感染力，因此较其他学科更容易赢得民众的理解”。文明互鉴有不同的维度、不同的层面、不同的主体、不同的路径。走向文明互鉴的文学，是以对话的方式展开的，是比较文学的对话，也是世界文学的对话。

　　苏源熙认为比较文学是“面向横向联系和普遍规律性问题的研究”，罗兰·格林也提出，比较文学研究的“不是作品而是网络”。国别文学、个体文学的研究，都是“将我们引向比较文学目标的手段”。从系统网络的维度去审视文学时，我们其实是站到了世界文学的高空，可以俯瞰到不同民族文化的个体文学之间的关联。这个网络自身具有能生性，放眼那些远古的与远方的作品，在过去与现在的对话中、在这里与那里的对话中，“不断复活作品并一遍遍更新”，时间与空间的距离赋予其能生的动力。能看到多远、多深、多透，或者说能够看到多少、愿意看到多少，取决于观察者与研究者的视野与胸怀。

　　当代比较文学的发展早已超越了欧洲中心主义的范式，全球化语境更进一步丰富了世界文学的内涵。大卫·达姆罗什消解了世界文学“主流作家”和“非主流作家”的二分法，代之以“超经典”“反经典”和“影子经典”的三重结构，其本质也是力图建构超脱于地缘政治的世界文学版图。可以说，比较文学的对话，已经从“文化多元主义时代”经由“全球化时代”走到了“文明互鉴时代”。走向文明互鉴的文学对话，就是要在不同层面的文学话语实践中探寻关联，发现关联的影响与作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建构积极正向的文学关联。

　　根据达姆罗什的观点，民族文学进入世界文学场域后会发生折射和变形，同一部作品在不同的文化空间中有着不同的解读与阐释。进入世界文学的个体文学已经成为一种参照或坐标，以其被解读的差异性来理解不同的本土文化心理。这与传统的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异曲同工。也就是说，是解读者差异化的文化身份赋予了世界文学以复数的新含义，这个过程是一个创造性转化的过程。世界文学的流动性，或者说比较文学网络的能生性，源自其解读者文化身份的差异性。这说明了一个问题，也是比较文学形象学所关心的问题，也即文学作品中所建构的异域形象，其价值不在于这个形象是否真实可信，而在于其反映了作者的本土文化心理。同理，世界文学的阐释价值不在于或不仅仅在于该作品本身，而在于该作品是怎样被差异化建构的。

　　走向文明互鉴的文学对话，既发生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也存在于文学创作的互文与用典中，还融汇在文学教育的跨文化思维培养中。也即文学对话发生在三个层面：文学研究、文学创作以及文学教育，三者之间相辅相成，彼此支撑。季羡林曾经讲过，“我们一定要先做点扎扎实实的工作，从研究直接影响入手，努力细致地去搜寻材料，在西方各国之间，在东方各国之间，特别是在东方和西方之间，从民间文学一直到文人学士的个人著作中去搜寻直接影响的证据……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归纳出有规律的东西，借以知古，借以鉴今，期能有助于我们自己的文艺创作，为我们的文艺创作充实新的内容，增添新的色彩”。这既是一个文学对话的史料学研究路径，同时也是一个启迪文学创作的过程，这两方面都是文学教育所包涉的内容。不仅如此，外国文学的译介与接受本身也是一个融入本土文学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过程，翻译是实现世界文学的重要方式，强调的是文学跨文化旅行中的生成性与建构性。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先驱戈宝权就在其《莎士比亚作品在中国》中，详细阐释了莎士比亚作品在何时、通过何种方式进入了中国，通过翔实的史料为读者呈现了莎士比亚作品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半期中国作家及读者的影响。

　　比较文学的同与异，前者是比较的基础，后者才是比较的核心，正如唐纳·戴维森所说，“不同的观点必须建立在能够标绘它们的共同坐标系之上才会有意义”。就比较文学而言，苏源熙提出，仅仅研究不同作品如何呈现出相同的主题是不够的，关键是背后差异性的东西，“只有研究华兹华斯和谢灵运自然诗中创作如何体现主题的方法才能避免老生常谈”。比如，辜正坤在对艾略特的《荒原》和郭沫若的《凤凰涅槃》进行比较研究时，一个基本的前提是两部作品的发表时间相近，这样就把两者的比较置于一个共时的平面上了：一方面回到双方各自的时代语境，另一方面也从文本细读中找寻双方共同体现的影响元素，尤以此为联结点，分析两部作品在相同基础上的差异，在这个过程中升华到两种文化与文明的差异性。通过文学研究揭示出文明的共性与异性，无疑是有利于推动文明互鉴的，是在理解与共情基础上的文明互鉴，因而能够更好地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对话”这一概念本身就隐含着交流双方身份的平等性。从文学对话走向文明互鉴，还可以更好推动比较文学研究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在这方面，中国学者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也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乐黛云的跨文化研究、王宁的世界诗学、聂珍钊的文学伦理学批评以及曹顺庆的比较文学变异学等，都是体现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重要概念与理论话语，带有鲜明的中国文化主体性，引发了国际学界的关注与讨论，正在扭转文学对话中的不平等现象，能够有效推动解决我国外国文学研究中的理论失语问题。

　　积极的文学对话，能够提升思维品质，增强思想深度，建构语言理解，透视文化文明；平等的文学对话，能够传递中国声音，促进人文交流，实现文明互鉴。苏源熙曾引用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诗句：“因为我们有过对话/所以能够互通声息”，以此来强调比较文学学者们的贡献，感谢他们“为对话创造新的条件”。对话不仅仅是和风细雨的和谐音，也会有论辩与交锋，只要对话是为了增进了解、加深理解、彼此互鉴，就能够超越差异走向“和而不同”的共识。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外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