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尹家城的地层分期，到丁公的城址与文字，再到两城镇的聚落与社会，山东大学考古学院教授栾丰实用他的田野手铲和学术深思，在泥土中寻找文明密码，在遗物间解读社会演进，在课堂上传递学术薪火。他的学术事业，不仅是一位考古学者的个人成长史，也是考古学学科在探寻中华文明根脉中不断更新、走向深入的生动写照。

　　厚植学术根基

　　1978年，栾丰实凭借优异高考成绩，被山东大学考古学专业录取。27岁“大龄”入学的他格外珍惜求学机会，从课堂学习到田野发掘，大学经历为他日后广博的学术视野打下基础。

　　真正塑造其学术起点的，是大四的毕业实习。“尹家城遗址虽小，但文化堆积极厚，涵盖多个时代。对于训练田野发掘基本功，是难得的好机会。”正是这个“小”遗址，为他日后建立海岱地区考古学文化谱系提供了最珍贵的第一手材料。

　　毕业后，栾丰实留校任教。尹家城遗址成为他踏入新石器考古的学术起点。1983—1986年间，他先后三次参加对该遗址的发掘，并主持后两次发掘。对这处遗址，他有着旁人难以企及的熟悉程度。此后四年，他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尹家城遗址发掘资料的整理和报告编写中。1990年，《泗水尹家城》报告出版，受到考古学家严文明的高度评价，并先后获得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和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这份报告首次在一个遗址上完整揭示了龙山文化从早到晚的发展序列，建立了细致的龙山文化分期标尺。以此为基础，他完成硕士论文，确立了“尹家城类型”，作为龙山文化区域类型之一。

　　栾丰实对龙山文化的分期研究后来成为他重新思考商族起源问题的重要基石。当注意到郑州南关外下层遗存中大量与岳石文化相似的陶器特征时，他提出一种假设：如果岳石文化人群在夏商之际从东方西进，那么南关外下层很可能就是他们在中原留下的考古学证据。1992年，他发表论文，系统论证了“鲁西南豫东地区的岳石文化可能就是先商文化”的观点，此后随着张光直、张长寿在豫东考古报告中提出类似观点，这一认识逐渐成为夏商考古研究的热点议题。

　　尹家城工作告一段落后，栾丰实并未停步。1985—1996年，他先后七次主持丁公遗址发掘。1991年6月，在对一条“淤土沟”进行解剖时，他注意到土层结构不像自然淤积，随后在遗址北部一条探沟中，雨后湿土剖面显现出南北土色分明、中间为黄白花土的现象。“这难道是一道夯土城墙？”这一猜测很快得到证实。一段宽约20米的龙山文化城墙被确认，使丁公从一个普通聚落遗址，一跃成为山东地区重要的史前城址。

　　更大的惊喜在1992年1月到来，在整理陶片时，一件刻有11个字符的龙山文化陶片被发现，即后来的“丁公陶文”。与以往发现的单个或少量刻画符号不同，这11个字符排列有序，明显具有连贯书写特征。尽管对文字性质的解读仍有争议，但这一发现无疑将中国文字起源的讨论推向了新高度。

　　推动范式转型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主要区域的考古学文化分期、年代框架等基础课题已大致廓清，栾丰实长期深耕的海岱地区考古将何去何从？转机出现在1995年。美国耶鲁大学人类学系教授文德安到访山东大学，邀请学校合作开展聚落考古研究。双方最终选定日照两城镇遗址及周边区域，开启了长达二十余年的中外合作考古项目。

　　聚落考古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引入中国，但因当时各地文化谱系构建仍是首要任务，未能广泛实践。直到90年代中期，以研究古代社会组织、社会结构为核心目标的聚落考古，才真正迎来发展契机。

　　两城镇遗址的合作发掘，完全以聚落考古理念为指导。从发掘前的整体设计，到发掘中引入“活动面”概念，细致清理房屋内外关联迹象；从对全部堆积物进行筛选、系统采集各类样品，到记录方式的革新，无不体现出对“人”和“社会关系”的高度关注。栾丰实全身心投入，通过聚落考古发掘方法中对层位关系的把握，“在大约200年的时间跨度内，我们实现了二三十年尺度的分期精度。这在传统的发掘中是很难实现的”。与此同时，区域系统调查全面展开，以了解聚落分布与等级结构。多学科合作也贯穿始终，环境考古、植物考古、动物考古、陶器分析、石器分析等手段被广泛应用，旨在全面复原古代的生业和手工业经济、资源利用与人地关系。

　　发掘两城镇的意义远不止于一个遗址的收获。栾丰实的研究随之拓展到史前农业、玉器、制陶工艺等多个领域。从尹家城、丁公到两城镇，栾丰实在这些遗址发掘基础上展开的宏大理论思考，恰与中国考古学的转型与发展同步。21世纪以来，他系统阐述聚落考古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的方法论价值，提出中国史前社会演进的四种模式，深入探讨“夷夏东西”的文明互动格局。

　　期冀“黄金时代”

　　在推动自身研究转型的同时，栾丰实始终思考着学科发展的更大命题：在考古学变革时期，高校学者应当承担怎样的责任？他的答案是双重的：既要推进学术创新，也要培养后继人才。

　　1997年，乘着山东大学教学改革的东风，栾丰实与同事方辉、靳桂云共同撰写了国内第一部系统性的考古学方法论教材《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此后，他主编的《考古学概论》于2015年出版。

　　自1999年招生以来，他带过的学生，许多已成为所在科研机构的骨干。谈及为师之道，他归结为两条基本原则：一是要有责任感，视学生如己出；二是要严格要求，不能放任自流。他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树立批判性思维，敢于提出不同观点。

　　2019年底正式退休后，学校续聘他为“荣聘教授”。他依然忙碌着，指导最后一批研究生，整理积压的三峡、丁公等遗址发掘资料并出版报告，继续个人研究，参与各类学术评审……退休至今，他已出版多部报告、文集，发表数十篇论文。

　　回顾四十余载学术生涯，栾丰实深感当下是中国考古学发展的“黄金时代”。他殷切期望投身其中的青年学者要有创新思维和质疑精神，在继承中勇于挑战成见。他鼓励年轻人多参与海外考古项目，这不仅有助于了解世界考古，也能在更广阔的背景下思考中国考古学的特色与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