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从哲学的维度来审视当下，会发现科学在当今时代正伫立在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上。科学正在经历一场根本性的蜕变，其使命已不再仅仅是探索未知，而是关乎思考人类生存的长远的本体性命题。在这一宏大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占据着关键的地位，因为中国的科学家们正同时置身于应用科学三大核心领域的前沿：一是探索太空，二是构建全球生态文明，三是发展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

　　这三大领域——太空、生态与人工智能，绝不应被割裂视之，而必须作为一个连贯的整体来理解。在不久的未来，我们需要一种高度协调的智慧，分别服务于“地球系统”或“宇宙空间”的特定需求。回溯弗拉基米尔•维尔纳茨基（Vladimir I. Vernadsky）的“地球系统理论”，其紧迫性已不言而喻：化学产物与机械技术正在剧烈地重塑地球生物圈。从海洋中泛滥的塑料微粒，到核污染的阴霾，再到威胁太空安全的太空碎片，人类面临的负面影响已触目惊心。因此，当前和未来科学的核心任务之一，是帮助人类将有害的物质从维持人类生命体系的基础系统中剥离出去。

　　但这绝非要简单地否定人类的技术进步。过去我们在哲学上误以为，那些未能被洞察的、在地球上看似“有害”的技术，往往有着另一种宿命：它们是人类向太空拓展的工具。以“铀”为例，这种源于宇宙的天然热源，本就不属于脆弱的地球生物圈，它应当属于它起源的地方——太空。由此，我们推导出一个分野原则：在地球上，我们必须采用生态可持续的技术（内生型）；而那些对地球有害的技术，则应服务于外层空间的扩张（外向型）。而人工智能系统，将是掌舵这一区分、管理不同应用边界不可或缺的工具。

　　创造与生物圈和谐共生的新物质，是构建全球生态文明的前提。这要求我们的科研体制必须进行重大的转型：从之前对论文发表数量的盲目追逐，转向对高质量创新的深度耕耘。同样紧迫的是建立一种应对AI系统的新科学观。在此背景下，人文学科必须迎来一场复兴，它的职责不再是被边缘化的点缀，而是对未来进行“元反思”，并守护人类文化的根基。用自然科学的量化标准（如论文产出）来衡量人文学者是一种极其糟糕的谬误，因为人文学科需要的是深刻的思辨，其思想的载体应当是厚重又细致的著作，而非流水线生产的论文。

　　另一方面，自然科学与一种全新的跨文化哲学，应当被视为互补的两极。STEM与文化研究、艺术创造力应该在未来被深度熔炼。既然AI已经能更高效地处理碎片化的知识储备，那么人类的核心竞争力就应该转移到跨越学科的创造性的连接上。我们的终极目标，是构建一种全球性的“元文化”（Metaculture），而它的守护者将是一群通才——他们既是哲学家，也是科学家，更是艺术家。

　　这对中国而言，既是独特的挑战，也是历史的机遇。尽管中国在AI领域已执牛耳，但现代人文学科的架构仍需进一步提升。中国的自然科学的文化积淀，相较于西方也显得短暂。为了不在这场AI时代的新浪潮中错失创造力的接力棒，中国必须在理工与人文这两个亟待弥合的领域同时发力：摒弃那种标准化和量化的培养模式，转而全力呵护个体的天赋与独立思考的能力。

　　德国量子物理学家阿诺德•索末菲（Arnold Sommerfeld）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自然科学领域的历史典范。他的成功——培养出七位诺贝尔奖得主——并非源于严苛的管束，而是建立在充满人性的关怀以及对个体才华无私的托举之上。年轻的科学家不应是可被随意替换的技术工人，而是独一无二的创造者。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们已经看到纯粹量化的评估体系是低效的，因为它在耗尽天才的同时，也扼杀了真正的创新。对中国而言，明智之举是在现代科学精神与传统教育理念之间寻找新的平衡。创新需要时间，需要留白，更需要给予研究者安全感。

　　凭借庞大的高智商青年群体和深厚的传统价值观，中国蕴藏着惊人的潜力。当下的任务在于如何释放这种潜力——让年轻人学会独立自主地开辟科研新路。

　　这场针对科学与创造性工作的改革，不仅是通向可持续生态文明的必由之路，也是人类向太空进军、实现人机人文融合，乃至最终达成世界和平的必要前提。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和社会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