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然而，随着流动性增强，“后乡土社会”出现了治理主体、空间和信息等方面的碎片化问题，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建构面临诸多困难。基于数字公共媒介，我们可探索“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路径，为建构乡村治理共同体提供一种媒介化的解决方案。

　　何谓“媒介化整合治理”

　　数字公共媒介是指基于互联网技术可供公众交流互动以及参与公共事务的开放性媒介。数字公共媒介的开放、互动以及参与属性同治理提倡的透明、回应、主体多元等要求高度契合。本文基于“媒介化”理论和“整体性治理”理论，将数字公共媒介建构乡村治理共同体的过程和机制称为“媒介化整合治理”。

　　媒介化整合治理的核心在于借助数字公共媒介，立足于整体主义思维，通过媒介化治理结构培育信任、协调以及整合机制，充分发挥多元主体基于媒介形成的强大合力。媒介化整合治理不再依靠权威与行政命令，而是以媒介化沟通为协调手段，在强化交流层面发挥信息共享的协调机制，在建构共识层面发挥价值协同的协调机制，在促进行动层面发挥动员和整合的协调机制。

　　“媒介化整合治理”的本质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治理的总体战略、乡村治理的历史发展和实践逻辑决定了我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必然取向。在实践中，乡村治理涉及的问题非常广泛且复杂，亟须一套纲举目张地引领和指导实践的理论阐述。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冯仕政认为，社会治理是“社会”之二重性及其内在张力的必然要求和产物，其核心内容是调整社会性与公共性的关系，中心任务是争取联结与团结的互动共生，最终形成既有活力又有秩序的公共生活。本文提到的“社会”是指为了提供某项服务而成立的一种群众组织。比如老人协会、妇女互助组、宗族、合作社等就是一个个社会（组织）。本文延续以上思路，尝试从重建乡村“社区”角度揭示乡村治理的总体逻辑。

　　那么如何理解乡村治理视域下的“社区”呢？我们借鉴冯仕政解释“社会”的两个概念：“角落里”和“衔接处”。他认为现实中的“社会”存在于两个地方，一个是“角落里”，一个是“衔接处”。“角落里”是指人类生活中容易被忽视的地方，通常主要指“弱势群体”。“衔接处”是指那些把人类生活的各个部分关联起来形成一个整体的社会纽带。其实，对于重建“社区”而言，同样要关注“角落里”与“衔接处”。只是在流动性社会背景下，“角落里”不仅仅包括留守老人和儿童等弱势群体，还包括那些“流落天涯”的外出人员。因此，重建社区就是将他们从“角落里”寻出来，让他们回归“社区共同体”。数字公共媒介能够跨越时空将那些散落天涯的人员重新凝聚在一起，并且能够发挥“衔接处”作用，成为让大家关联起来的纽带。

　　因此，媒介化整合治理的本质是借助数字公共媒介重建社区，最终形成既有活力又有秩序的公共生活。所谓“社区性”指的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性”，是指社区中的每个人无论是出于生理还是心理需求，为了生存还是发展，都必须与社区中的其他人发生交往的一种属性。传统社会以现实接触体现“社区性”，流动性社会背景下的媒介化接触也能体现“社区性”。一个社区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结越多、越丰富，则社区性越强。这里的“公共性”指人们为了更加顺畅地参与公共生活，必须适当“克己奉公”，对他人保持基本的尊重和宽容，以便通过合作增进共同利益。一个社区中，个体越是愿意为了公共利益谦抑自我，则其公共性越强。

　　媒介化建构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机制

　　那么，基于数字公共媒介的乡村治理如何体现社区性和公共性、联结和团结、自由和秩序呢？媒介化整合治理通过重构主体、强化交流、建构共识、促进行动四个环节得以实现。其中，“重构主体”和“强化交流”本质是“媒介化联结”，体现了“社区性”；而“建构共识”和“促进行动”本质是“媒介化团结”，更多体现“公共性”。

　　媒介化联结促进社区性。首先，数字公共媒介的重要特性是允许具有社区身份的多元主体进入。当前，我国诸多乡村面临衰落困境，“社区性”正在减弱，这显然不利于乡村治理。没有村民广泛参与的乡村治理不能称之为“治理”，而数字公共媒介在促进“社区性”生成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将那些散落于“角落里”的村民纳入数字公共平台中，让外出者找到家乡并心有所属。其次，数字公共媒介为多元主体之间的交流提供了公共空间，这成为当前流动性村庄中非常重要的一种交往方式。在纵向层面，数字公共媒介强化了村民与村“两委”间的交流。村民通过“村务公开”“书记信箱”等功能随时了解村务、反映问题，有效疏通了干群沟通渠道，有助于化解矛盾。在横向层面，数字媒介则构建了新型村落公共空间，为村民间的交往提供了重要场域，也使“离散化”的村庄重新获得了情感联结。

　　媒介化团结促进公共性。首先，建构共识是数字公共媒介参与乡村治理的重要体现，尤其是在促进公共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公共性是一种尊重、包容、体谅的精神。当前我国很多乡村治理陷入困境，公共事务无人参与的根源在于公共性缺失。公共性缺失有诸多原因，其中之一就是村落公共空间的陷落。数字公共媒介则为村庄提供了一个新的公共空间，这使得公共性不再是一种抽象的理想追求，而是成为一个可供操作的过程。其次，数字公共媒介还具有促进公共行动的潜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农村集体行动困境。数字公共媒介可以通过平台为公共行动培育行动主体、制造舆论、促进行动，从而提高集体行动效率。

　　数字公共媒介为“流动中国”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联结和团结方式，即“媒介化联结”和“媒介化团结”。“媒介化联结”是指通过数字公共媒介将社区多元主体联结在一起，这种松散团结的方式有助于保持社区基本活力。同时，数字公共媒介为村庄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公共空间，这个空间能够产生公共舆论、培育公共精神，成为促进“媒介化团结”的重要领域。乡村也正是在这种“媒介化联结”和“媒介化团结”过程中不断生产“社区性”和“公共性”。因此，媒介化整合治理实则是通过重建“社区”的方式实现乡村善治，内在逻辑是“重新组织起来”，核心内容是调整社区性和公共性的关系，中心任务是保证“媒介化联结”和“媒介化团结”的互动共生，最终形成一种既有活力又有秩序的数字化治理共同体。

　　（作者系西安交通大学新媒体与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