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后实证主义的定性研究方法，“扎根理论”反对单纯地将人类社会看作处于均衡状态的系统，否定个体在系统中有既定且不变的功能。扎根理论认为，这种思路无法解释社会的动态变化、内部冲突与矛盾，提出个体的行动并不能完全被社会结构决定，认同符号互动论通过观察与诠释行为体在具体情境中的互动及其意义来构建理论的研究模式，强调理论构建必须扎根于日常的生活体验中。此外，扎根理论也认为理论无法一概而论地解释人类社会，研究者必须从个体真实的行动与互动出发研究社会。基于此，扎根理论的方法论对既有的理论持怀疑态度，主张研究者应立足海量资料，通过持续不断地挖掘、比对、检验相关信息，将相关信息凝练成有用的概念并找到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

　　“扎根理论”的

　　研究步骤

　　扎根理论鼓励研究者采用访谈、田野调查等手段收集第一手资料，记录观察到的现象与谈话内容，也可以结合现成的文献、媒体材料建立语料库。扎根理论通常要求研究者尽可能地拓宽资料来源，这导致资料内容通常极其庞杂，有用和无用的信息相互掺杂。文字材料通常不及量化数据容易整理，研究者需要像炼金者一样把有用的信息提炼出来整理有序并找到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才能开展分析。因此，研究者需要对语料库的资料进行定性编码，即用精练的语言对有用的信息进行标记。编码考验研究者的阅读与比对资料的能力，经典编码步骤一共分为三级。

　　第一级是开放式编码。研究者在语料库中对所有与问题相关的信息进行编码，继而把相关信息从海量的信息中分离出来。在此步骤，研究者需要仔细、反复阅读材料。在理想的情况下，研究者尽量使用文本原来的表达方式进行编码，同时尽量理解文本背后的情感，继而避免编码扭曲文本原意。在编码数量达到一定程度且有内容相似的编码出现时，研究者可以开启第二级的主轴编码。该步骤可以与开放式编码同步开展。主轴编码是对多个开放式编码的编码，作用是像轴一样把类似的开放式编码整合起来，使其凝聚成为有用的概念或者范畴。当多个主轴编码成形之后，研究者可以进行第三级的编码，即选择式编码。这是一种对多个主轴编码的编码，作用是标记不同概念与范畴之间的关系，继而让编码形成完整的逻辑链条并形成理论。同理，选择式编码可以与主轴编码、开放式编码同时开展。值得一提的是，扎根理论对编码与资料的数量没有硬性要求，但要求研究者在阅读资料与编码资料的过程中达到经验饱和。换言之，研究者在新编码与资料都无法产生新知识的情况下，可以停止编码。此外，扎根理论也鼓励研究者邀请合作者共同对同一数据库进行编码，通过比对结果的相似性检验编码的信度。

　　“扎根理论”在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应用

　　2014年，有学者使用扎根理论研究了国际政治冲突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的机制。研究以阿拉伯与以色列的冲突作为案例，选取阿拉伯国家的民众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半结构化访谈的方式收集了大量文本资料并建立语料库。而后，研究者使用上述三级编码流程构建理论。在开放式编码阶段，研究者在语料库中识别出反复出现的话题（如对以色列政治行为的不满），将原始话语凝练为概念。这些概念在主轴编码阶段被整合为若干核心范畴，如政治关系、产品属性和消费者优先需求。研究者在这一过程中通过持续比较来检验不同范畴之间的关系，以判断是否需要对其进行修正或扩展。研究的分析结果表明，消费者在政治敏感的市场环境中，会将国家间政治关系视为一种隐含的“产品属性”，并基于其情感认同和消费需求进行判断。消费者的决策逻辑体现为三维互动，即政治关系、产品属性和优先需求之间的动态调整关系。当政治敌意较强且替代品易获取时，消费者更倾向于抵制敌对国产品；当产品与生活需求高度相关时，经济理性往往超过政治情感，消费者可能作出妥协性选择。该研究揭示了消费者如何在国际政治关系、产品属性和优先需求之间进行动态平衡，展示了扎根理论在复杂的社会行为研究中的解释潜力。

　　“扎根理论”对建构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启示

　　扎根理论适用于研究现有理论无法涵盖的领域，以便更好地剖析行为体如何适应充满不确定性的外部环境。对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来说，扎根理论的方法论有利于克服西方理论的局限。

　　在国际关系领域，以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为代表的主流理论起源于西方，其主要概念源自欧美国家的思想传统与历史经验。比如，“无政府状态”的概念源自托马斯·霍布斯与约翰·洛克对自然状态的论述，而“复合相互依赖”很大程度上描述的是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合作。因此，这些概念表达的是西方社会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并不适用于所有时空、所有场景、所有国家，同时还强化了以西方为中心的叙事，导致非西方国家在思想层面被边缘化，潜移默化地塑造了“西方”对“东方”的权力关系，削弱了国际关系知识的普遍性。巴里·布赞和理查德·利特尔认为，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束缚了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导致国际关系学科产生的知识无法被其他学科接受。阿米塔·阿查亚呼吁建立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国际关系研究议程。对此，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可以利用扎根理论反思西方学术话语对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产生的不利影响，破除西方理论知识自我标榜的“客观性”及其潜在的权力效应。

　　扎根理论本身怀疑理论的客观性与普遍性，强调主体经验的价值，这事实上能让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构避免陷入关于客观性与普遍性的争端中。中国学者借助扎根理论可以更彻底地摆脱西方理论与概念的束缚，将研究充分植根于中国的现实，以中国本土的价值观看待问题，更深入地感悟中国外交行为的逻辑与思想，再基于此探究我国如何适应国际社会中的各种变化，继而更好地呈现中国在外交领域的经验和成果。

　　（作者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学院（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