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2025年的末尾回顾这一年，首先想起的是两年前博士毕业话别导师的那晚。他既为我拿到了继续学术科研的入场券而欣慰，也叮嘱我“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先做，要一直做下去”。现在想来，大抵他当时已然预料到我在这条路上会面临的窘境。

　　如同蝉的幼虫在地下生活十七年才破土而出，从选定本科专业到完成一个科研人应有的训练，是漫长的准备。计算机科学家马特·梅在《博士的图形化解释》中将博士学位形象化为抵达专业领域的人类知识边界，通过原创研究突破边界形成的“凸起”。立在费力抵达并推出一个“小鼓包”的翻译学知识边界前的我，自认已做好万全准备，蓄势待发。然而，人生充满计划与结局的错位。科研的问题意识和实践导向，从来不是关起门来的自我设问，而是时代潮水涌来时，必须回应的叩击。当习近平总书记“着力深化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的重要指示和“十五五”规划建议中“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迫切要求摆在面前，如何在国家战略地图上找到个人研究的位置，是现实赋予每一位研究者的时代使命。

　　对科研的忠诚当忠于问题。百年变局之中，“中国如何认识世界、世界如何理解中国”的问题，正需要作答。在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战略任务下，这一年，我的研究从原先规划的“安全水域”转向更紧迫的前沿交叉地带。选定一个新的研究方向，走出舒适圈，是不需要怎么犹豫就能做出的决定。但行动起来，意味着又一轮的“深藏地下”。转变研究方向需要付出的高昂代价普遍存在于几乎所有科学领域，在不熟悉的领域中，创造出高质量、有深度的想法，是极其艰难的。处在转型的阵痛期，每一次听到别人问出“你是做什么研究的”，每一次面对课题申报书上的“前期成果”字样，总有一种强烈的未完成感扑面而来。

　　道阻且长。好在翻译是一门“杂学”，译员习惯了不断加深专业领域和拓宽新领域知识面的内在诉求。但博学者和深度跨界者之间依然存在区别。在跌跌撞撞中抬眼望向前方疾驰的同行，难免怀疑自己蹉跎光阴，更使人焦虑翻倍。人生从不提前剧透答案，在经历了初始目标的瓦解后继续完成攀登需要巨大的勇气。诗人阿米亥在《信》一诗中写道：“活着/就是同时建造一艘船和一个码头/建好那个码头/在船沉没很久之后”。

　　乍看之下是人生无常，是认知相对经历的滞后性，细品之后又惊觉底色上渲染着几分存在主义的英雄气概。建造者并非迟缓的领悟者，而是坚韧的履约者：在目睹了精心打磨的船只沉没后，依然带着对自身承诺的忠诚，保持将过程进行到底的庄严姿态。

　　科研工作亦是关于“建造”本身的信仰。正如我们无法预知船与码头哪个先完成、是否都能完成，研究生涯也常常遭遇意外：预设的目标可能失去意义，而突破可能来自岔路。不被“沉没”所束缚、所定义，在意图与无常的永恒博弈中，唯有对“建造”本身的专注，能够把人从对结果的焦虑中解放出来。意义会随着建造的过程发生转移，像导师叮嘱的那样，先做，一直做下去。转型期的自己，何尝不是不确定性中最大的确定性与最重要的“试点项目”？一篇短文、一个案例研究，转型在具体的探索、试错、再探索中才得以推进。

　　目标的价值是线性的，而工具的价值是指数级的。携带旧“工具”进入新“工地”，尝试找到新旧领域间的连接点，挖掘可迁移的技能与方法论。不必追求一鸣惊人，允许自己抛出去的是一块丑陋的砖石，接受自己有一段边缘性参与期，甚至接受自己可能永远无法追上在该领域深耕多年的研究者。也许倾尽所能建成的不过是一个土土的“码头”，但确实是一个可以决定其坚固程度的“码头”。倘若幸运，有一天再造新船，再一次远航抵达知识边界，并在现有学科各自边界之处生长出新的知识点，发展形成新的知识体系。

　　学术生命的延续，不在于锚定规划的那艘船，而在于建造的码头能否成为知识海岸线上一个有意义的存在，无论是为了自己下一次启航，还是为了让他人在风暴中有所依托。

　　方向虽变而初心不改。在变化中坚守本质，在坚守中拥抱变化。

　　献给所有建造者。

　　【作者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黄河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