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这一年的学术行旅，让我记忆最为深刻的，无疑是二月的埃及。这是一次梦寐以求的契机，让我能从亚洲跨越到非洲，去寻访古老文明的遗音。当我真正站在吉萨高地上，火热的风裹挟着千年沙砾扑面而来，一种古老而低沉的呼啸掠过耳畔。那一瞬头脑里划过中国传统文化所论及的观点：乐生于风，风生于气，气生于道。古埃及人心中的“玛阿特”（Maat）与中国人的“道”是否有某种隐秘的契合？从黄河岸边的钟鸣鼎食，到尼罗河畔的神庙石柱，世界上最古老和伟大的两个文明，是否都曾经不约而同地把音乐当作人与天地共鸣的媒介？

　　抵达明亚那天，当地考古管理局的考古学家们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们经常和德国人、法国人、美国人和日本人打交道，中国人还是很少见的。”埃及学者马赫穆德说。为了款待远客，考古学家们端出了当地的特产“黑蜂蜜”佐餐。明亚是埃及著名的产糖区，黑蜂蜜其实是炼制蔗糖的副产品。尝过黑蜂蜜，喝了浓烈的阿拉伯咖啡，在队员们的带领下，我们驱车深入尼罗河畔的村庄。满载青草的驴车慢慢前行，街边成群的孩子嬉戏，尼罗河宛如长长的画卷徐徐展开，指引我们通向帝王谷。

　　置身于墓室之中，与以往在博物馆隔着玻璃柜观察截然不同的是一种被历史吞噬的震撼。我们重点考察了古埃及历史上最特殊的时期——阿马尔纳时期的法老陵墓。阿肯那顿法老是推行一神教的著名宗教改革者。在墓室中，不仅有极为著名的太阳神阿顿与法老的壁画，还生动地记录了当时外国使节进贡的场景。在临近的几个贵族陵墓中，色彩依然鲜艳的乐舞仿佛正在苏醒：盲人竖琴手跪坐地上抚弄竖琴，女乐师们怀抱长颈弹拨乐器，还有里拉琴、双管笛和击掌歌唱的歌者，这些形象如此栩栩如生，仿佛有旋律在空气中流淌。最独特的是地位极高的女性，例如王后和公主们手持叉铃的庄严造型。这种乐器会在向太阳神献祭的宏大场景中出现。同行的埃及考古学家介绍，这种叉铃是女祭司们与神明沟通的法器，象征着生命的律动，可以唤醒和取悦太阳神。

　　凝视着这些壁画，一种强烈的既视感油然而生——这与中国石窟造像中的乐舞场景何其相似。虽然时空相隔数千年，地理位置跨越万里，但两个伟大文明在精神构建和功能指向上竟有着如此的默契。它们都试图用音乐构建出一个理想的彼岸世界，一个用丝弦管乐交织而成的极乐世界。更令人着迷的，是这些古埃及乐器的流变，它们从未泯灭于沙漠，而是向东经由西亚和中亚，在漫长的历史演变和改良后，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例如最古老、最重要的埃及弓形竖琴和角形竖琴，在汉代作为竖箜篌传入中国；长颈鲁特琴经过变形作为胡琵琶传入我国；双管单簧的“梅特”经过西亚作为筚篥进入中国。叉铃作为宗教乐器，或许与后来佛教法器锡杖有一些遥远的渊源。音乐在此化作跨越国界的语言，展开了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

　　这次考察的尾声，是在开罗萨拉丁城堡一间充满咖啡香气的办公室里度过的。我和几位埃及著名的考古学家围坐在一起，讨论是否可以在未来共同举办中埃古文明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的学术讨论会。在思想的碰撞中，我们达成了一个共识：中国与埃及，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原生文明，存在着深层的共性。这些共性依然留存在具体的文化遗产中，音乐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我们都拥有对应的乐器文物，有充足的古文献，又有新的科学研究手段。以音乐为切入点，展开文明间的对话与互鉴不是空谈。

　　今年的研究，带给我一个深深的感悟：文化研究不只是故纸堆里的考据，更是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交流和共鸣。当我们站在他者的文明上回望自身，往往能更加清晰地看到自己文明的来路。这次跨越万里的握手，只是一个开始。未来的日子里，我将致力于将这份来自尼罗河畔的灵感，融入到中外音乐比较的研究中。因为我深信，在人类文明的深处，所有的声音最终都会汇聚成一首宏大的交响曲，那是全人类对美、对人性、对秩序、对美好世界永恒不懈的追求。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和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