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研究范式。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正是在与不同的思想资源和社会现实的积极“对话”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才能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世界哲学对话中的重要一极。也是在这一“对话”过程中，“在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被提升为“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并逐渐获得了普遍性共识。当前，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范式转型：从“学徒状态”的理论依附转向自觉地主体性建构。这一转型的背后，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重新审视，也是中国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群体基于中国社会现实的理论创造。

　　突出研究的主体性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多元对话中逐步实现了理论自觉，也取得了显著成果。然而，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学术而学术”的纯粹理论生活理想，还是为破解中国现实问题？是单纯的地域性研究，还是以中国的理论视角和文明立场参与到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之中？这是中国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灵魂之问，也是作为“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开端。因此，中国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体性建构就是中国学者带着自己的问题意识参与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造之中，建构有“我”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解决中国现实问题提供理论参考。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尝试借助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回应中国现实问题，在数字劳动、生命政治、生态文明等前沿领域展开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平等对话。这些工作无疑是重要的，但问题也同样存在，如理论与现实脱节，在实际研究中一味求新，对观点背后的学理问题认识不足等。对此，南京大学张亮教授明确表达了忧虑：这种表面繁荣下可能隐藏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初心的失落”“历史方位感的缺失”和“学术鉴赏力的退化”。

　　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如下几个因素不容忽视：一是中国的社会结构、现代化路径与国外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存在显著差异，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基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理论创造不能直接应用于解决中国现实问题；二是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和内在矛盾空前复杂，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把握；三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良莠不齐，需要仔细甄别。这些都在根本上制约着中国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主体性建构的深度和广度。

　　研究主体性的建构

　　在多元对话中推进中国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创新发展，建构有“我”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学术研究的必然规律，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内在要求。具体来说，推进中国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体性建构需要在以下三个维度上实现突破。

　　第一，以唯物史观为指引淬炼“真正的现实感”，是中国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主体性建构的理论前提。这里，“真正的现实感”不是知识论上的感官印象或经验直观，而是一种扎根于生活世界的实践感知能力，构成了沟通理论与现实的通道。改革开放40多年来，立足中国社会现实破解中国问题早已成为中国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群体的理论自觉。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什么是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如何才能获得“真正的现实感”？尤其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不断重塑我们的可感世界、模糊现实边界的当下，回到唯物史观，从生产方式变革的角度穿透资本与技术的层层迷障获得“真正的现实感”就显得尤为重要。可以说，没有“真正的现实感”，任何学术研究的主体性都无从谈起。

　　第二，以“中国问题”为导向，甄别、引介、阐释以及创造性地转化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资源，是中国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主体性建构的现实路径。需要注意的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非常复杂，其中不乏一些打着“马克思主义”幌子的各种西方意识形态的伪装。对此，王海锋教授从研究方法、对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态度等方面提出的五个指标，为我们剖析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预设和视域偏差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坐标。其次，只有那些有利于解决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有利于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才是中国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真正研究对象。这要求我们不断提高自身的学术鉴赏力，在纷繁复杂的理论资源中准确筛选出那些真正有助于破解中国现实问题的思想元素。

　　第三，凝练可通约的标识性概念是中国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主体性建构的理论表达。作为国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成果，这里的标识性概念必须同时具备“标识性”和“可通约性”两个特征。“标识性”是指穿透语言和文化的层层壁垒，以中国自主的话语体系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范畴；“可通约性”则意味着标识性概念的凝练不是标新立异的概念游戏，也不是故步自封的集体自嗨，而是把地域性的中国经验提升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范式。因此，标识性概念就不是纯粹的思维创造，而是黑格尔意义上的客观思想，构成了沟通中国和世界的理论支点。

　　主体性建构的文明意义

　　“对话”不仅是一种哲学研究范式，也意味着主体的开放与文明相遇的可能。中国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处于全球文明对话与冲突的前沿，只有在与不同文明的对话交流中才能确立自身的历史方位。这一进程实则是在学理上概括和总结中国道路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引发的“世界问题”和“中国问题”，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辟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这是中国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主体性建构的文明自觉。

　　从文明的观点看，建构中国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体性，首先就要坚守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文明批判的原则立场。作为经典的资本主义文明批判理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昭示了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进入21世纪以来，部分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由于背离了这一批判路径最终在理论上陷入价值迷失和批判失效，甚至沦为西方新自由主义的附庸。这恰恰是资本主义文明的深层危机在哲学上的映射。因此，在文明的层面探讨中国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体性建构，本质上就是要在世界历史视域中认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示范意义。这要求我们不仅要冲破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叙事逻辑，更要积极融合包括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多种理论资源，在多元文明互鉴中重塑人的解放的哲学地平。这也在事实上把马克思的实践观点推进到了人类解放和文明发展的高度。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体性建构并非止于理论层面的逻辑演绎，而是理论与实践的双向生成。因此，衡量其主体性建构成功与否的标准不在于理论是否逻辑自洽，而在于是否转化为一种推动社会变革的现实力量。唯其如此，中国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才不是地域性的知识生产，而是中国乃是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了中国参与全球文明对话的重要理论支点。这正是中国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主体性建构的根本意义所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共产主义思想研究”（20BZX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