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石器化是人类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进程，与农业起源密切相关。伴随着人群从高移动性到相对更加定居的生活方式的变化，一些物种开始逐渐被栽培、驯化和繁育，新的生产性经济比重逐渐提升，渔猎采集等攫取性经济的重要性逐渐降低。西亚地区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农业起源地之一，新月沃地的山麓地带是研究西亚农业起源的关键区域，包括今天的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叙利亚、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等国家和地区，不同遗址对农业道路的选择导致了不同的结果。

　　田野考古的调查和发掘表明，全新世早期（从公元前10千纪中期左右开始）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定居的狩猎觅食者聚落开始增加，自“前陶新石器A段”（Pre-pottery Neolithic A，以下简称PPNA）晚期到“前陶新石器B段”（Pre-pottery Neolithic B，以下简称PPNB），安纳托利亚东南部出现了一组具有明显精神文化、纪念碑性质的T形石柱建筑遗址群和一系列与此共生的文化因素，其中哥贝克力遗址的规模最大、最广为人知。它的主体是几座巨大的石质建筑圈（标记为 A 到 H），其中包括石灰岩材质的大型T形石柱，通常装饰有野生动物浮雕，偶有人形、几何图案和其他特殊符号，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早的巨石建筑之一。其中，建筑群A、B、C、D属于古早阶段，始建于PPNA 时期（9600—8700 cal BC），其他则建造于较晚的PPNB阶段（8700—8000 cal BC，或有其他证据显示更晚），这些石质建筑圈内中央通常有两根保存完好的T形石灰岩柱，最高5.5米，重20吨。石质建筑的轮廓经历了从近圆形转变为近矩形的历时性变化，规模也有所缩小。前两任领队霍普特曼和施密特主持发掘的是这些具有特殊纪念性质的巨石建筑圈。但在2015年，遗址的西北部才首次发现了居址区。虽然学界对于其是否为长期使用的居住遗迹尚无定论，且生活区的发现并不能为研究当时人类的定居与移动程度提供直接证据，但这至少证明哥贝克力石阵不仅仅是单纯的仪式性或纪念性遗址。

　　内瓦里·乔瑞是距此不远的另一处典型遗址，二者沿用时间有所重合，哥贝克力遗址可早至PPNA时期，内瓦里·乔瑞遗址则出现较晚至PPNB，它们在考古学文化上密不可分。同属该遗址群的T形巨石建筑的遗址，还有卡拉汉土丘、塞弗土丘等。对内瓦里·乔瑞遗址从PPNB时期、哈拉夫时期、青铜时代及铁器时代出土的人类和动物遗骸的同位素、古DNA和碳十四测年等数据的综合分析显示，PPNB初期（I期）内瓦里·乔瑞人类的流动性最高，锶同位素数据表明这种移动极有可能是与哥贝克力遗址的互动，由此可进一步推测PPNA至PPNB的I期（8700—8300 cal BC）T形石柱遗址群的联系和互动可能是非常紧密的。在那之后，内瓦里·乔瑞的人群移动性显著下降，动植物考古证据表明该遗址群体此时对驯化资源的依赖度也有所增加，由此可见农业的雏形已经出现。然而，哥贝克力遗址作为整个巨型石柱遗址群的中坚，在 PPNB时期这个关键转折点选择了与其“卫星遗址”内瓦里·乔瑞截然不同的道路——哥贝克力遗址始终没有发展农业。这可能是双方之前社会形成的信仰价值体系不同，或不同遗址的自然环境和资源压力不同，也许正是这一分歧为之后哥贝克力遗址的衰落及整个T形石柱遗址群的崩溃埋下了伏笔。考虑到PPNB的II期依然有个别个体呈现高移动性，II期以后两个遗址的互动才完全消失，两者链接的减弱至消失应是过程性的。

　　T形石柱遗址群之间的人群从紧密互动到渐行渐远的过程应如何解释？遗址群的性质又该如何理解？这需要追溯到遗址群的形成之初。在PPNA早期阶段，两河流域上游的聚落持续增加，证明在全新世气候改善的背景下，狩猎采集者群体的环境适应策略是较成功的。然而，公元前9千纪的几个世纪里，幼发拉底河上游和底格里斯盆地经历了一段动荡；至PPNA晚期，该区域内一些原本被长期使用的大型聚落被废弃，如底格里斯河流域的哥提克土丘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阿布胡赖拉遗址等。这一时期，聚落群的重心也发生了转移，如底格里斯河流域的恰约努土丘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杰夫阿马尔遗址等成为新的区域中心。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此时T形石柱遗址群所在的尚勒乌尔法地区迎来了聚落的爆炸式增长，在数量和规模上都远超周边地区。这一阶段的环境条件恰好对应了多个快速气候波动事件。大约公元前8900年—前8700年，全新世大暖期被一系列持续了约几个世纪的环境变化打断，海洋沉积有孔虫、格陵兰冰芯中钾离子浓度等古环境指标均指向极端冬季条件。此次变化在地质史上相当短暂，并不会阻挡全新世趋于温暖潮湿的大方向，但这种突然而极端的环境变化对于当时的人类社会却是一个很大挑战，狩猎采集者们陷入了寒冷危机。

　　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哥贝克力土丘为中心的T形石柱遗址群应运而生，他们纷纷凝聚起来，迸发出极大的创造力和表达欲，乌尔法地区开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聚落规模，巨型石质纪念建筑拔地而起。古基因组学的数据显示，PPNB阶段内瓦里·乔瑞的人群的基因型呈现安纳托利亚中部、黎凡特纳吐夫文化和扎格罗斯山或高加索地区新石器族群的三元混合，且与这三个母型族群相比，其所代表的巨石遗址社会属于有效种群规模更大的群体。这证明了在PPNB以前，泛新月沃地的不同族群已发生了融合。我们认为，该遗址群具有“联盟”的性质。德国考古研究院的克莱尔认为，这个“史前猎人联盟”中已经出现了能够鼓舞人精神力量的首领。

　　但在气候回暖、人们开始驯化各种可利用的物种、农业逐渐萌芽的趋势下，哥贝克力遗址作为狩猎采集者的信仰圣地却从历史舞台上落幕离场。甚至有学者认为，哥贝克力遗址是旧石器时代繁荣顶峰的代表，因为它见证的是狩猎采集人最后的坚守与注定的落寞。走上发展农业新道路的聚落与“哥贝克力派”及其背后的文化信仰、生活模式和社会世界观日益疏离。

　　在PPNB中期以后，T形石柱遗址群以巨石浮雕建筑和动物灵崇拜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上的式微，也印证了人们对于这种曾盛极一时的社群文化的抛弃。摆在人类面前的是一条崭新的道路，新的经济文化模式塑造了新的社会结构，在PPNB早中期的西亚农业革命为整个泛新月沃地新石器时代晚期更趋个体化、自治化的小聚落模式铺平了道路。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