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陵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公众对西夏的关注度日益提升。为揭开西夏的神秘面纱，探寻其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中的重要价值，本报记者近日采访了陕西师范大学西夏文字与文献研究中心主任韩小忙。

　　《中国社会科学报》：西夏文作为记录西夏党项人语言的文字，其创制过程和结构特点一直备受学术界关注。请您谈谈西夏文在借鉴汉字形制的基础上，如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表意体系？西夏景宗李元昊命野利仁荣创制这种文字时，其初衷和实际应用情况如何？

　　韩小忙：元明以后，西夏文逐渐湮没不传。《宋史·夏国传》记西夏文“字形体方整类八分，而画颇重复”。此前由于没有文字文献比对，学者们对其内涵并不清楚。直至黑水城文献面世，伴随着多部西夏文辞书的出土，我们才对西夏文的构造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通过《文海》《同音》等原始文献，我们可以发现，西夏文也是方块表意文字，基本笔画也是横（一）、竖（丨）、撇（丿）、点（丶）、折（乛），但是在基础笔画上形成的常用构字部件，却与汉字截然不同，例如西夏文人部作，较汉文复杂，一些含有人部的字，又与“人”没有密切关系。因此，运用汉字的部首学说分析西夏文，时有扞格不入之处，“构形系联”法更为合适。再者，汉字的义符原来多是象形字，规律性强，然西夏文的义符都是生造出来的，与指称事物关联性不大，如西夏文的木部义符，如此识字时需要强记。

　　党项贵族创制西夏文的初衷是要凸显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以区别于中原文化，在文化方面为建立西夏政权造势。然而，创制一种符合民族实际、便于使用的成熟文字，不是短时间内就可以完成的。西夏文在短时间内创制成功，离不开对成熟的汉字造字理论的借鉴，尤其是对会意字和形声字的借鉴。我们正在进行的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学术团队项目“《西夏文词典（佛教文献部分）》编纂”（24VJXT004）研究发现，西夏人可能还借鉴了藏文的加字造字法，显示了他们在造字理论上的融会贯通。

　　从出土文献来看，西夏文的创制是成功的。现存的西夏文文献不仅有儒家经典、汉传佛经、藏传佛经，还有大量的法律典籍和契约文书，后者与社会底层百姓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可见西夏文行用之广泛。元朝时，政府还多次向河西地区散施河西藏（即西夏文大藏经），也从侧面说明西夏文字在西夏故地深得人心。

　　《中国社会科学报》：因历史原因和地理位置特殊性，很多人对西夏了解甚少。您认为西夏历史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具有怎样的独特地位和价值？ 

　　韩小忙：西夏灭亡后，史家多将其当作辽、宋、金的附庸，没有为其专门修史。新中国成立以后，学术界对西夏历史的地位进行了辨析、正名，一些通史著作将西夏与辽宋、宋金并置。西夏是党项羌、汉、藏、回鹘、契丹等多民族聚居之地，自然也是多元文化融汇之地，对于沟通各个文化区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原文化和汉传佛教通过西夏向西北地区辐射，西夏人仿照汉字创制了西夏文，翻译了大量中原典籍，并在前代基础上继续修建敦煌石窟。同时，藏传佛教通过西夏向中原和蒙古地区传播，不仅扩大了自身的宗教影响力，还密切了蒙藏两大民族的联系，对近世中国北方民族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西夏坚持开放包容的文化政策，发展以汉藏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文化，而没有“自外于‘中国’”，也为元明清治理西北地区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报》：面对西夏语言已失传、研究资料相对有限的挑战，您认为未来西夏学研究还有哪些需要着力和深入的地方？ 

　　韩小忙：对西夏学而言，未来要进一步着力的研究方向主要在于西夏文文献。从20世纪90年代黑水城文献系统刊布以来，俄藏部分已经公布至西夏文藏传佛经，中藏、英藏、日藏、法藏基本公布完毕。其中的西夏文世俗文献，学术界已经进行了较全面系统的整理、研究。而佛教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就体量而言，称之方兴未艾一点都不为过。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学术团队项目“《西夏文词典（佛教文献部分）》编纂”就是要全面整理西夏文佛教文献，进而编纂大型辞书。

　　对于西夏文佛经文献的研究，汉传部分进展较快，藏传部分相对慢一些，这是因为前者有相对可靠的汉文底本。展望未来，我们要在学术界已有研究基础上，加强对汉传佛教文献的整体性研究，注意文字、词汇、语法资料的系统性收集。对于藏传佛教文献，需要提升古藏文和藏传佛教知识的积累，加强对勘，以便早日找出尽量接近的底本。在佛教文献研究趋于成熟的基础上，我们还希望推进其与世俗文献的比较研究，以期解决释读世俗文献时留下的疑难问题，将西夏文文献的解读向纵深推进。

　　此外，加强对西夏文文献的搜集工作，将《西夏文写本和刊本》《黑水城出土西夏文佛经叙录》与已刊文献进行对比。目前还有数量可观的西夏文文献尚未公布，这些未刊文献亦具有文献学、版本学、宗教学等方面的重要价值，值得我们更加重视。未来，我们应争取刊布这些文献，促进西夏学各分支学科的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