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章节安排看，《制度·思想·文化：历史视域下的清代文学研究》是一部专题性的文学史论著作，以清代多民族文学（主要是蒙汉文学交流）为中心，梳理自清代乾嘉、道咸、晚清乃至民国初年多民族文学交流、发展、融合的历史进程，中间穿插若干专题性论述。大致说，前七章为文学史线索，后五章为专题论述，涉及驻防制度、科举制度、都邑社会、草原丝绸之路与多民族文学交融的关系，史论合一、以论为主。读完全书不禁感慨：不论是在庙堂、江湖，还是在边塞，清代多民族诗人的丰富创作，绘就一幅清代文学立体、多维度的历史画卷。

　　作者认为，在乾嘉诗坛，在与汉族文士互动中，不同民族诗人的诗学观念、诗歌语言及思维方式等深受影响，倡导传统温柔敦厚的诗学理念，重视文学的教化功能，传播对真善美的理想追求，这些与当时主流诗坛尊奉的儒家诗学主张深度契合。他们在西南、西北、东北、东南等边地保疆安民的同时，坚持中华民族大一统的理念，肩负使命、赋诗言志，展现出华夏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丰富多彩的生活，以及康乾盛世的帝国雄姿。这种“边功”的文化记忆，在清代多民族诗歌创作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道光、咸丰以后，面对西方入侵、华夷之辨更迭，多民族诗人也曾多有困惑，面临种种无奈的选择；同时，他们又很难放下自身应承担的守护华夏文明的历史重任。于是在创作中努力追寻先贤足迹，把诗歌作为展露心声的工具，同时又不忘记录时事，留下历史的记忆。如燮清、延清等人的纪事诗就努力追摹杜甫，用如椽诗笔记载下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历史，具有诗史的底蕴。

　　光绪、宣统时期，一些蒙古族诗人供职边疆，他们不忘经国大业，用文学笔触记录下所见所闻。“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不同民族共同践行国家外交政策和理念的情况，在诗歌中得到完美体现。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文化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不同阶层都在经历分化，面临艰难选择。透过蒙古王公的政治抉择，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当时中国社会历史的曲折发展。这是研究多民族文学交融更深层次的意义所在。

　　上述观点，是全书的核心主张，体现了作者对清代多民族文学的整体把握，具有纵深的历史感和现实感，是本色当行的文学史叙述。这种叙述，源于历史、立足现实、本于审美、关注社会，拓宽了文学史研究的疆域，提出许多新的问题。对此，我们既熟悉又陌生，因此较易产生共鸣。

　　如书名所示，“制度·思想·文化”是较为新颖的研究视角。作者试图将清代文学发展与政治制度、思想文化新变紧密联系起来，运用新的研究方法，条分缕析、细致入微地解读清代蒙古诗人群体的创作特色，及其在创作实践中呈现出的文化认同趋向，因而具有了方法论价值。

　　从制度层面说，清政府推行八旗科举制度，让汉字文化、儒家思想成为多民族共同尊奉的科举文化。满蒙八旗子弟参与科举考试，自幼研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逐渐接受华夏文明的洗礼，在意识形态上认同统治思想，也就是认同中华传统文化思想，并在今后的从政实践或从事其他活动时，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者，构成多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景观。此外，清政府还设立了驻防八旗安养制度，核心是对满汉分居的满城体制、营葬体制与旗籍体制进行改革。这种改革，自然会在驻防八旗子弟中引发关于家园的诸多思考，因而也会带来驻防文学的变化。这种变化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风貌，成为中华文学书写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

　　从思想层面说，随着西方列强入侵，“夷”的含义逐渐发生质的变化。此前，这个概念专指中国境内及周边少数民族，而今则转变成对西方列强的蔑称。中华文化一统在这里再次得到确认。最初，倭仁、曾国藩等经学家试图以振兴理学相号召，强化中华文化的本体意识。19世纪末，随着前所未有之大变局的来临，无数思想家寻找救亡图存的生路。华夷之辨，最终指向华夷之“变”，由口头之“辨”，指向行动之“变”。在这些思想论争中，各家之说的民族身份已经无足轻重，社会意识形态从整体上开始聚焦于中、西两个方向，传统的华夷大防逐渐解构，清代文学创作相应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作者的论述清晰、深刻，有条不紊。

　　从文化层面说，由于制度和思想的“加持”，个人和集体的记忆逐渐回归主流，致力于维护社会共同的经验。作者在《北疆草原的诗歌写作与文学价值》一文中提出，清代北部草原城市的兴起，伴随草原游牧民族由单纯的游牧生活向半农半牧生活形态转型，其中的变迁主要有两点：一是从牧区乡村向城市的转变。这源于游牧民族选择定居生活，定居城市如丰镇、商都、集宁等；二是从固有生活形态向政治文化中心的转变，代表性城市如五原、归化、绥远等。这种变化在蒙古族诗人创作中呈现出两个鲜明主题：一是关于草原丝绸之路的历史记忆，二是草原民族进入都邑后的现实书写。这些内容，以往诗歌中较少表现。譬如，关于草原的主题表达，北方游牧民族的诗歌创作往往表现出与中原文化迥然有别的风貌——迁徙四方，逐水草而居；天蓝草绿，纵马扬鞭，养成桀骜不驯的文化性格。当他们逐渐融入都邑生活，便与农耕文化中稳固保守、沉潜内秀的精神气质发生冲突。他们认定的世界观、价值观不得不围绕新的制度规定、新的思想规范而发生变化，从而逐渐使其家族文化品格发生变异，文学创作意识和方法、文学作品风貌和传播随之发生一系列的变化。这也是作者着墨之处，引人思考。

　　在社会身份认同上，清代多民族诗人以诗为媒介，一方面细致描写边疆生活，另一方面又要回应中原文化的召唤，向主流文化靠拢。在这一进程中，他们笔下的族群随时空变迁，离开原乡进入汉文化生活环境后，难免产生对原乡的表层遗忘，作者称之为“原乡疏离感”。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进程中不可避免的一种现象。中华文学史的意义在于，当我们的书写彻底摆脱固有思维，从中华民族整体视角来考察清代各民族文学书写中的“原乡疏离感”，会受到极大的震撼。这种描写不仅丰富了中华文学史的书写内容，还为我们构建中华文学理论提供了新的思考空间。

　　该书是米彦青主编的“元明清蒙汉文学交融文学研究丛书”中的一种，还有其他四种，即《清代杭州驻防文人诗歌研究》《清代和瑛家族文学研究》《清代博尔济吉特氏诗人研究》《清代蒙古族诗人汉文创作传播研究》。读了这部新著，我们对这套丛书充满期待，对清代文学整体性研究的提升充满期待。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