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历史学者和中国问题专家，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黛安娜·拉里（Diana Lary）曾长期从事中华民国史研究。在研究过程中，中国人民为抵抗日本侵略付出的巨大牺牲一次又一次使她受到震撼，促使她在学术生涯后期转向战争与社会研究，并先后出版了多部与抗日战争有关的专著。“我是在战争阴影中成长起来的。”拉里对本报记者表示，“两次世界大战给我的家庭留下了深刻创伤。谈起战争，我看到的不是荣耀与胜利，而是平民付出的代价与牺牲”。

　　长期战争

　　给中国带来深重灾难

　　1937年12月的南京，凛冽的寒风裹挟着战火硝烟掠过秦淮河面。12月13日，日军攻破南京城，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惨案，30余万中国平民和已经放下武器的士兵惨遭杀戮。然而，残暴的日本侵略者在中国造成的惨案并非仅有南京大屠杀一例。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平民一次性伤亡800人以上的惨案至少达173件，930多座城市被侵占，超4200万难民无家可归，800余万劳工被强掳。

　　在拉里看来，将抗日战争定义为“人民战争”绝非政治修辞。她说：“当时几乎所有社会阶层都深受其害，中国的现代经济体系被彻底摧毁，无数家庭骨肉分离，财产损失更是难以计数。”在全国范围内，中国军民伤亡人数超过3500万，直接损失达1000多亿美元。

　　拉里肯定了中国人民的不屈精神，“尽管许多中国人不得不在日军占领区生活，但真正主动投敌者寥寥”。

　　国际上一些学者将抗日战争称作“第二次中日战争”。拉里对此表示反对，她认为，甲午战争即所谓的“第一次中日战争”虽重创中国，但历时短且影响有限；而持续十四年之久的抗日战争的战火燃遍了中国各地，使中国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结构性变化，引发了规模空前的人口迁徙。

　　在拉里看来，战时财政引发的恶性通胀带来了社会经济深刻变化，持续性的生存焦虑彻底重塑了社会阶层结构。与此同时，世界贸易体系的崩溃使中国沿海地区城市经济遭受灭顶之灾。战争还阻碍了华侨与侨乡的联系，从根本上改变了海外华人社群与祖国的关系格局。

　　弘扬正确二战史观

　　在二战中，中国开辟了第一个大规模世界反法西斯战场，长期牵制和抗击了日本主要兵力，不仅实现了国家和民族的救亡图存，而且有力支援了其他战场的抵抗力量，支撑起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然而，在西方学术界的二战叙事中，东方战场被持续边缘化，中国的突出贡献长期未被全面展现。

　　针对这一问题，拉里分析称：“大部分国家都是从本国视角出发记忆战争的。在我成长的英国，战争记忆通过持续不断的纪念活动、家族口述史以及影视作品得以传承。当时，英国关于亚洲战场的讨论仅有一个焦点，那就是‘新加坡沦陷’——一段对英国来说充满耻辱与恐惧的记忆。”与此同时，不容忽视的是，在军事史学领域，通常由具有军方背景的史学家书写本国战争史，他们往往会淡化他国军事历史或相关贡献。此外，近几十年来，西方史学界对战争与国际关系的研究已然式微，生态、性别、文化等领域成为显学，这或许也是造成相关问题的原因之一。

　　但保存对抗日战争的记忆既是尊重历史，更是对未来负责，如今已经有越来越多学者关注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伟大贡献。哈佛大学教授拉纳·米特（Rana Mitter）、英国埃克塞特大学教授理查德·奥弗里（Richard Overy）、剑桥大学教授方德万（Hans van de Ven）等从战略价值重估、时空框架扩展、主体性强化等角度，推动抗日战争研究走向“全球战争史的中心”。

　　在拉里看来，抗日战争研究有三大亟待深入的领域。首先是区域史研究，尤其是对日军占领区的微观研究。目前，人们对战争如何影响不同地区的认知仍然有限。其次是女性史，虽然对日军“慰安妇”制度的研究已有一些进展，但其他女性群体的战时经历仍然需要获得更多关注。最后应加强对参战将士的研究。“无论军官还是士兵，他们理应获得更充分的研究、关注与纪念。”拉里说道。

　　近年来，各地的纪念活动、对档案文献的抢救性保护、科技的赋能、学术与传播国际协作网络的拓展、口述史与家族记忆的公共转化等有效守护了与抗日战争有关的记忆。铭记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前行。拉里毕生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与此相呼应：抗日战争对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影响，比战场上的胜利更深远。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陈密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