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我国高校区域国别研究智库发展迅速，影响力显著提升，为服务国家战略与区域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要“重点建设一批全球和区域问题研究基地”。同月，教育部发布《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培育和建设暂行办法》。2022年5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印发《面向2035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强调要统筹推进高校智库建设，“加强和改进国别与区域研究”。

　　当前，我国高校区域国别研究智库大致可分为三类：其一，国家部委推动下的智库机构或平台。教育部于2012年在全国高校设立了42家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2017年设立了395个国别和区域研究备案中心，至2024年共有培育基地和备案中心453个，分布在186所高校；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自2018年起陆续在全国高校设立了60个“一带一路”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16个培育中心；公安部自2015年开始设立部级公安智库，与一些公安院校共同推进国别与区域研究。其二，地方行政部门与高校合作共建的智库机构。一些省教育厅、外事办与高校合作设立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商务厅、科技厅也为促进商贸合作与科技发展而锚定特别区域，支持域内高校开展相关智库建设。其三，高校自主设置的区域国别研究中心。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地方高校基于自身研究特色与区域经济发展需要设立了一些智库机构。

　　随着智库数量的增加，不同形式的区域国别研究智库联盟纷纷涌现，中联部“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中活跃着一大批高校区域国别研究智库；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秘书处推动上海外国语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建立区域国别研究联盟，举办“全国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论坛”“中国区域国别学青年50人论坛”等；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区域国别学研究分会、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区域国别研究专业委员会也相继成立；多个省份成立高校区域国别研究联盟，如成渝地区高校区域国别研究智库联盟、浙江省区域国别与国际传播研究智库联盟、河南省高校区域与国别研究联盟、上海市区域国别学会等。一些高校也自发组织了区域国别研究智库联盟，如中山大学于2019年发起成立的“高校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联盟”；2022年10月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全国多所高校倡议成立“中国区域国别学共同体”。

　　中国高校区域国别研究智库在实现规模化发展的同时，研究水平与影响力也明显提升。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通过新闻评论等形式，打造出国内区域国别研究领域的“社会型学术IP”。上海社会科学院《2017年中国智库报告》显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位列“国际类智库专业影响力”排名前十位。《CTTI智库报告（2020）》的“区域国别研究领域PAI值（产出影响力分值）评分Top10”中，入选单位均为高校智库，其中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与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名列前茅。中山大学粤港澳研究院入选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厦门大学、西北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高校将区域国别学科建设和智库建设融合发展，成就显著，相继获得国家重点支持。

　　目前，我国高校区域国别研究智库的主要贡献可以归纳为如下方面。

　　第一，服务于国家对外开放战略，构建区域国别知识体系、提升对研究对象国的认知程度。例如，2021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出版43部“国别区域与全球治理类皮书”，15家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备案中心参与研创，占机构总数的25%。截至2023年，新版《列国志》系列丛书已出版103种，高校学者是主要作者群体。高校智库关注域外动态、及时发布外情要讯，如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的《域外月报》、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的《国别和区域研究简报》、上海外国语大学的《中东问题研究简报》等为公众提供持续的信息资源与动态分析。

　　第二，高度关切国际热点问题与涉我重大事件。高校区域国别研究智库紧跟国家外交需求，提供大量时效性强、专业性高的信息情报与政策建议，在提升国家外交影响力方面积极作为。例如，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等通过政策专报、智库要参等形式，针对国际突发事件与涉我重大问题快速反应、及时研判、提出对策；聊城大学北冰洋研究中心提出将中国北方跨境民族纳入国际北极原住民研究框架，提升了中国在北极事务中的话语权；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浙江外国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等机构就国际热点问题在国内外平台持续发文发声，表达学者见解，阐明中国立场。

　　第三，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高校区域国别研究智库积极开展教育合作，促进人才互通。通过招收留学生、建设孔子学院等形式，培养“知华友华爱华”人才；搭建多种国际学术平台，促进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例如，广西大学中国—东盟研究院牵头成立“中国—东盟大学智库联盟”，自2017年起连续举办“中国—东盟大学（国别与区域研究）智库联盟论坛”，已成为中国与东盟各国大学智库交流合作的重要渠道；浙江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致力于通过学术论坛等方式，化解分歧、汇聚共识、推进亚洲文明交流互鉴。

　　此外，高校区域国别研究智库积极服务地方政府，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也作出了独特贡献。例如，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深度服务区域对非合作，2023年其所在地浙江金华对非出口额达1066.4亿元，占浙江省对非出口总值的34.4%；郑州大学东盟研究院深度参与“河南—东盟”在文化遗产保护、航空经济、豫商平台搭建等方面的工作。云南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秉承东南亚研究传统，助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往来与边疆治理合作等。

　　我国高校区域国别研究智库建设虽然发展迅速、业绩显著，但囿于管理机制、人才队伍等问题，创新能力仍待进一步激发。

　　第一，发展建设水平参差不齐。一些高校区域国别研究智库管理松散、机构虚设。有的机构挂靠院系，没有组织实体、固定场所、定向经费；有的定位模糊，缺乏战略思维与智库意识，仍然延续基础研究的思维定式，求发表、追奖项。高校区域国别研究智库还存在低水平重复建设的现象，缺乏特色定位、专业水准与目标愿景。

　　第二，高水平专业人才缺乏。高校区域国别研究智库产品供不应求，但许多机构人员规模小且多为兼职，研究领域局限于自身专业，缺乏跨学科协同研究经验。因此，急需加强对现有人员的专业化培训，提升其组织能力与智库素养。同时，要打通人才引进渠道，将智库人才纳入学校人才序列，引育结合，保障智库可持续发展。

　　第三，智库服务能力不足。区域国别研究智库要求从业人员深入对象国实地调研，熟悉国情、掌握域情，获取一手资料，才能形成高质量智库成果。但受语言、经费、时间等限制，上述目标往往难以实现。因此，如何做好深度谋划，突破智库机构的内部瓶颈，释放创新活力，提升其咨政水平与服务能力，是目前亟须深入研讨的课题。具体而言，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首先，要优化智库机构布局。目前，中国高校区域国别研究智库以教育部培育基地和备案中心为主力，整体看来，仍然存在数量不足、布局不均的问题。研究对象的选取带有一定的偏向性：一方面，对发达国家、地缘战略要冲国家的研究高度集中；另一方面，对小型岛国、不发达国家及特殊政治关系国家（如未建交国家）则关注不足，尚未实现区域国别领域的全覆盖。从布局区域看，依然是中心城市、沿海省份居多，内陆省份参与不够；从大学分层看，依然是“985”等研究型综合性大学、教育部直属语言类学校居多，地方高校参与不足。

　　其次，要完善智库评价体系。针对部分智库机构空泛化、虚设化的现象，应加强评价，优胜劣汰，形成激励与退出机制。高校区域国别研究智库大多承载着学科发展与智库建设双重任务，其成果可分为基础研究与咨询服务两大类。在教师的职称评审、业绩考核等现有评价体系中，基础研究成果受到高度重视，而智库成果因贡献难以量化、效果难以评估、影响力难以呈现，往往在学校评价体系中被边缘化，或仅被看作是基础研究的“副产品”。因此，必须建立起合理的评价体系，才能提升高校智库人员从事对策研究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再次，健全智库管理机制。学校层面，要把智库建设真正纳入自身发展规划。就区域国别研究智库而言，必须抓好三个机制建设。

　　一是跨学科运作机制。区域国别学自2022年9月正式成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目前，高校区域国别研究智库主要以外语、世界史、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国际经济与贸易等学科为基础。要实现真正的学科交叉，必须打破现有专业、学科和学院的界限。但大部分机构之间尚无法充分实现人财物的流转，跨学科便成为结构性瓶颈，如何建立资源互通、虚实结合的运行体制是智库建设的痛点与难点。二是学科发展与智库建设的融通机制。高校区域国别研究智库多由原来从事基础研究的教师组成，在现有机制下他们仍以教学与科研为主，学科发展是其第一要务。要改变这种情况，必须从思维理念、资源配置、效果评价上打通学科与智库之间的壁垒，形成双轨制的业绩标准与效益激励，使区域国别研究智库所承载的学科责任与智库功能如车之两轮，同频共振。三是智库成果的呈现与推广机制。智库成果和学术成果相比有其特殊性，但对非涉密成果可加大宣传力度。学术期刊、报纸媒体等也应多为智库成果提供呈现平台，提升其社会影响力。

　　展望未来，中国高校区域国别研究智库仍需集聚智慧、凝合力量、协同资源、奋力前行，唯此，才能在民族复兴伟业中发挥自身应有的能量，担当起更多的责任与使命。

　　（作者系郑州大学原副校长、郑州大学东盟研究院教授；郑州大学东盟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