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江南和岭南赓续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血脉，肩负着新时代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历史使命。由上海市社联、广州市社科联策划的“江南文化·岭南文化”活动自2019年创办以来，致力于推动两大地域文化的深度对话与融合发展。三届活动主题从“对话·互鉴·展望”到“交融·创新·发展”，再到2025年的“融汇·共进·跨越”，既体现出主题的延续深化，更折射出地域文化研究的使命拓展与范式革新，已成为推动长三角与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互鉴、助力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学术平台。

　　2019年首届活动在广州举行，以“对话·互鉴·展望：地域文化的当代价值与实践传承”为主题，标志着江南、岭南两大文化体系系统性学术对话正式开始。专家学者围绕文化特征、发展路径等议题展开讨论，构建比较研究、交流互鉴的基本框架，为后续探讨奠定了坚实基础。2023年的第二届活动移师上海，主题升级为“交融·创新·发展：地域文化的传承创新与区域一体化发展”。关注点从基础性对话转向创新性融合，注重地域文化与区域发展的联动关系。活动延续交融互鉴主线，强化“区域一体化”维度，体现了理论与实践、学术与社会发展的结合，着眼文化赋能区域协同发展，为长三角一体化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供思想和文化支撑，具备更强的现实意义和政策价值。

　　定于2025年11月28日在广州举办的第三届对话活动，广东省社科联加入主办方，聚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以“融汇·共进·跨越：地域文化的创新传承与城市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展现宏阔的学术视野和时代担当。与前两届相比，第三届活动突出“跨领域整合”和“未来导向”，着力探索数字文明时代地域文化的传播变革与创新实践；注重文化软实力提升与产业转型升级融合。

　　纵观三届活动的演进轨迹，清晰呈现出从“基础对话”到“深度融合”再到“前瞻跨越”的发展脉络。通过三届的积累与创新，活动已成为我国地域文化研究领域的重要品牌，不仅是学术交流的开放性平台，更是文化创新思想的策源地和区域协同发展的助推器。

　　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的交融共进

　　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的发展，都是在不断南下的中原人和本地原居民文化的交流融合中进行的。明代以前，岭南地区的经济文化不及江南，但岭南人虚心向中原文化、江南文化学习，取长补短，进步很快。到了清代，广州已然跻身中国经济文化领先地区的行列。

　　从海洋文化方面看，江南与岭南均为中国海洋文化核心区，都具有悠久的海洋开发与向外发展历史。鸦片战争后，第一批被迫开放的五个口岸城市与被迫割让的香港，都在这两个地区及其中间的福建地区，是中国与欧美世界联系的前沿地区。

　　相较而言，岭南接触西方文化比江南更早、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更大。唐宋时期，广州中外交往频繁，受西方文化影响比江南深远。鸦片战争前，广州一度是中国唯一对外贸易港口。从对外联系的角度看，东南沿海地区，自南向北，广东最甚，福建次之，江浙又次之。

　　如果将上述文化差异性综合起来看，便能看出江南与岭南两地的文化特性。就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原文化影响而言，梯度自北而南，即中原地区—江南地区—岭南地区，逐渐递减；西方文化影响则自北而南，逐渐递增。一个递减，一个递增，江南与岭南的文化特性就相当明显。

　　近代，上海成为通商口岸，中西方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日趋频繁，江南与岭南地区的文化便进入了广泛的融合与共进过程。上海最早与洋商打交道的买办、最早开启洋务运动的实干家，他们的发展路径基本与岭南和江南有关。

　　近代中国三大思潮、三大运动几乎都起于岭南、成于江南。岭南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早、较深、较系统，容易酝酿、提出革新思想；而江南经济文化发达，人口众多，实力雄厚，所以是冷静思考、稳健行动的地方。再往后看，作为近代中国百货业标志的四大公司，其发展历程也是这样的，创办人都是广东香山人，但最后的商业成功都是在上海，即成于江南。

　　改革开放以后，一批活跃在香港（岭南）的企业家，纷纷到上海等地拓展业务，这些都是岭南与江南文化互鉴融合的典范。当代的江南和岭南地区，都是我国经济、社会最为发达的地区，都立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都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主体、全国科技创新和技术研发的基地，都担负着排头兵或领头羊的重任。两地文化交融共进，必然有助于两地更为强劲的发展，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动力。

　　（熊月之，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市文史馆研究馆员）

　　岭南书院文脉的传承创新及其现代发展

　　古代中国书院在江南地区分布最为集中，以江西为中心，向全国发展。岭南书院的发展并非孤立，它与中国书院文化的主流，特别是江南书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岭南书院的历史可追溯至南宋。南宋时期，广州至少出现了四所书院——禺山书院、番山书院、萝坑精舍（即玉岩书院）和濂溪书院。此外，潮州地区的韩山书院是当地第一座书院，对推动岭东地区的文化教育发展发挥了重要历史性作用。

　　岭南书院与江南书院的交流，最典型的例子是朱熹理学思想的南传。朱熹在漳州力推理学，形成了朱熹理学思想的闽南学派，其思想也影响到岭南地区。朱熹的弟子廖德明曾任广州提刑，在广州、韶州推行理学教育。再传弟子陈去华也在岭南传播朱熹学说。广州的番禺书院、粤秀书院等都以《四书章句集注》作为教材。

　　第二个典型例子则是明代心学在岭南书院的传播。明代中叶，陈献章在江门讲学授徒，提出“学贵知疑”的理论。其学生湛若水终生讲学，创建的“甘泉学派”与江南王阳明的“阳明学”被时人并称为“王湛之学”。“王学粤军”的方献夫告病还乡后，与湛若水等兴书院、讲圣学。薛侃师拜王阳明，后在潮州创办宗山书院传播王学，这些都反映出当时岭南文化与江南文化的交流交融。

　　清代，清政府实行广州“一口通商”政策，广州经济富庶，岭南书院形成鼎盛之势，不仅数量可观，还产出了举世瞩目的思想学术成果。清代晚期，岭南书院成为新思想策源地。例如，广雅书院第一个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办学思想并付诸实践；越华书院强调教育与商业文化紧密结合；康有为创办的万木草堂强调经学致用，提倡独立思考，培养了康广仁、梁启超等维新变法人才，为近代化初拓了发展空间。

　　今日的岭南书院，在新时代背景下被赋予新的使命和内涵。2021年，广东省启动首批10个岭南书院建设，明确将这些书院作为文明实践的重要阵地、文脉传承的重要高地、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新人培育的重要载体。现代岭南书院面向大众开放，公共性更加凸显。例如，广州隔山书院仅仅成立一年，就举办各类学术文化活动，成为受市民欢迎的公共文化空间。如今的岭南书院既是知识和思想碰撞的场所、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地标，也是年轻人探索传统与现代技术的交融之地。

　　（蒋述卓，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

　　苏轼：在岭南遇见江南

　　苏轼晚年经过镇江金山寺，在妙高台看到李公麟为自己所作的画像，回顾一生之跌宕，写下“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其中惠州与儋州皆在岭南。苏轼说自己一生三分之二的功业在岭南，他对岭南的认同，自然是不言而喻。“岭南”应该是苏轼最重要的生命符号。

　　苏轼之所以“不辞长作岭南人”，除了岭南丰富的物产、亲切的乡邻之外，更与其在此找到了生命归属有关。他在惠州建造的白鹤新居格局宏大，希望终老惠州的意思十分明了，只是在准备续建墓地的时候，接到了再贬儋州的诏令，让他不得不离开惠州。

　　苏轼独钟惠州，皆因“惠州城下有江南”。原来苏轼在岭南遇见江南，苏轼北归有《过岭二首》，其二有“梦里似曾迁海外，醉中不觉到江南”之句，岭南近七年时光，恍然一梦，而江南则是苏轼最切近的念想。

　　苏轼任职江南在前，被贬谪岭南在后。这大概是在江南任职、暂住常州和途经江南的经历，在精神上给苏轼留下深刻烙印的原因所在，以至于苏轼在元祐年间自请外任时，把江南多地立为目标，虽然这些目标皆未实现，但苏轼钟情江南之意自可想见。

　　苏轼在《湖州谢上表》中的表述“臣顷在钱塘，乐其风土。鱼鸟之性，既自得于江湖；吴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尽显对江南风土人情的眷恋。所以离开江南之后，他对江南的思念便是一种常态。后来乌台案起，苏轼黯然离开湖州。苏轼没想到自己的人生居然在如此佳美山水之地发生转折，因而大有辜负吴兴溪山风流之意。

　　苏轼两任杭州、一任湖州，亲身感受到江南的旖旎山水之美与丰富的人文历史，这使他从此把江南作为自己生活和心灵的栖息之地。他远离京城和政治的第一站在江南，人生悬崖式翻转的地方在江南，生命的终点在江南。如此，这似乎不多的江南之地、不长的江南生涯，其实都发生在苏轼生命的关键节点，江南在苏轼生命中的意义自然也就不同寻常。而岭南是苏轼重拾生命光华的地方，惠州是苏轼最终完成其生命哲学的地方，儋州则是惠州生命哲学的延续。如此，高质量的岭南生命哲学与山水人文江南合一，便是苏轼最惬意的人生景象。

　　苏轼想在岭南终老而未成，最后在矛盾之中终老江南。但是在苏轼66年的人生旅程中，如果没有这接近12年的江南与岭南生涯，那苏轼的人生不仅是不完整的，而且很可能欠缺最为精粹的部分。如此，要绾合江南与岭南，苏轼可能是历史上最具有标识意义的人物。

　　（彭玉平，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的融汇

　　——轮船招商局的成立和经营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江南文化孕育的上海，因海而生、依海而兴、向海而盛。近代上海开埠通商，为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在上海的融汇提供了历史契机，呈现更加丰富多彩的会通互动，直接助推了江南和岭南乃至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首家近代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的成立和经营，就是其生动篇章。

　　唐宋时期，上海地区就有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的青龙港和青龙镇。至清代中叶，黄浦江边的十六铺港埠和上海县城有了“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的美誉，上海在江南和中国其他沿海地区及海外各地闻名遐迩，众多历史遗存、地名和依旧保留的民俗活动，是其鲜明的表征。

　　上海开埠后，轮船较之沙船等中国传统木船的明显优势已广为人知。1872年12月23日，李鸿章奏准设立轮船招商局，并于1873年1月17日在上海正式开业。但由于李鸿章指派的朱其昂在上海商界人脉不广、号召力有限，集资进度迟缓，1873年5月，李鸿章遂聘请在沪粤商唐廷枢、徐润加入轮船招商局，由唐廷枢任总办，徐润、朱其昂、盛宣怀为会办，唐廷枢和徐润负责所有集股、运输等业务，朱其昂等负责漕运。

　　唐廷枢和徐润的家乡正是岭南文化孕育的珠江三角洲的香山县，更是当时广东风气最开通的地方。他俩很早就浸润搏击中外贸易商场，积累的经验、知识、技能、眼界和人脉，远非国门初开的上海沙船商人朱其昂等所能比肩。轮船招商局此项人事变动，得到上海报界好评。唐廷枢和徐润加入后，不负众望，很快打开局面。1881年便招足额定资本100万两，同时扩充运输业务，开辟多条国内外航线。

　　中国首家近代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在上海的成立和经营，无疑是一项创举，它一举打破了“中国招商局未设以前，江海轮船之利悉为洋商所占逮”的局面。问世后，它虽历经坎坷，但一直作为中国轮船航运业的主干企业，在助推包括沪粤两地在内的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步历程中，贡献突出。追溯源头，上海开埠后得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融汇之机，以沪粤两地为主的有识之士创办和经营轮船招商局功不可没。

　　身处追求美好生活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应该也必须充分重视创新传承沪粤两地的历史人文资源，挖掘和利用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的优势，发挥其当代价值，进一步推进两地文化的融汇共进，面向世界、与时俱进，更好地服务城市高质量发展、长三角区域一体化、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宏图大业。

　　（戴鞍钢，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饮品空间叙事的沪穗比较

　　谈及上海和广州这两座现代化大都市，人们总会想到它们的代表性饮品文化——咖啡和早茶。分布街巷的咖啡馆和茶馆，是两座城市形象的空间缩影，也传递着不同的城市性格。上海“全球咖啡之都”已成新的城市标签。广州的饮茶文化不仅入选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推动了城市餐饮消费。可以说，饮品是城市性格的浓缩，不仅表征着口味的差异，更蕴藏着城市历史、社会惯习、社交方式与价值体系的演变，在现代化中不断融合创新。

　　从历史维度看，两地饮品文化源流不同。19世纪上海开埠之初，咖啡随西方商人和传教士传入，如今已融入城市生活肌理，成为居民日常的生活方式。同期广州“二厘馆”兴起，因低价成为劳动者歇脚处，此后发展成精致茶楼，吸引文人雅士聚集。广州的饮茶文化历经数百年的演化，但东方文化追求生活品质与情感联系的“仪式感”始终如一。

　　咖啡馆与茶楼虽为不同饮品空间，却都具备社交功能与文化属性。上海的咖啡馆一般面积不大，布局精致、装修典雅，注重保留社交距离，在静谧中兼顾公共性。广州茶楼则接地气，空间尺度大，采用大开间设计，桌椅排列密集，模糊了公私领域界限，形成“半熟社会”交往模式。

　　饮品背后是深刻的地域文化内涵。在上海咖啡文化中，顾客默契保持“边界感”，自觉遵守空间规则，体现“亲密却有间”的城市性格。广州茶楼则是传统社交图景，“搭台”常见，陌生人同坐喝茶聊天屡见不鲜，早茶强调共享与互动，语言习惯的地方性，体现了岭南文化中的地域认同和凝聚力。

　　饮品空间的差异，实则折射出中国城市多元的现代化路径：上海以开放姿态拥抱世界，在全球化中实现包容创新；广州更注重守护文化根脉，让传统在现代语境中焕发新生。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城市交流发展，两地饮品文化正积极融合，虽然历史源流和自身特色不同，但都有包容开放、大胆创新的底色，有着相互学习、融合共生的可能。

　　饮品空间的演变史，也是浓缩的城市发展史。咖啡馆与茶楼的跨时空对话，诠释了中国城市文化多元共生的格局。上海和广州的实践表明，坚守根脉的同时拥抱变革创新，是中国城市在现代化中形成的独特“性格”，也必将为世界城市文明多样性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经验。

　　（徐剑，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文化创新与青年发展研究院院长）

　　岭南与江南的地域文化创新发展

　　地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文化与经济协同共生的关键。岭南与江南两大文化圈，可通过创新引领、彼此借鉴，为地域文化传承与人文经济融合提供示范。

　　人文经济学强调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互促共进，地域文化发展正迎来多重战略机遇。在国家战略层面，人文经济作为新型模式纳入国家发展规划，为地域文化创新提供政策支撑。在地方实践中，“城设”升级推动文旅深度融合，江苏“苏超”联赛将足球运动与江南文化符号结合，成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升级范例。发展路径上，政府与市场协同发力，浙江“宋韵文化传世工程”与广东“岭南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形成了可复制的人文经济发展范式。在区域发展层面，地域文化建设转向“协同共赢”，粤港澳大湾区文化遗产游径，长三角大运河文化旅游带等项目，既强化文化认同，又拓展市场空间。

　　地域文化创新需在矛盾中寻求动态平衡。一是坚守个性化与抵御同质化。岭南的多元包容与江南的水韵雅趣，都是独特文化标识，盲目复制“网红”模式，只会消解文化辨识度。二是平衡人文与技术。例如，岭南“数字醒狮”通过VR技术还原制作工艺，嵌入传承人访谈，让技术服务于文化叙事。三是统筹继承与创新。岭南“粤剧+电竞”跨界破圈，江南“园林+元宇宙”重构美学；深圳舞剧《咏春》融合传统武术与现代舞蹈，是“新岭南文化”的创新典范。四是协调公共性与产业化。苏州评弹“书场+咖啡”、佛山醒狮结合文创市集等，都是实现文化传承与经济价值双赢的例证。

　　面向未来，岭南与江南需以文化创新为引擎，引领人文经济跃升。深耕文化根脉是基础：岭南梳理本土文化特质，激活当代价值；江南深挖山水诗画的审美基因，让“最江南”记忆活在当下。融合创新是关键：岭南依托大湾区科技优势发展数字文创；江南借力长三角一体化打造“江南美学”生活品牌。传播营建是重点：岭南借短视频传递“敢闯敢拼”精神；江南通过论坛输出“精致雅趣”的生活哲学。区域协同是保障：大湾区与长三角应打破行政壁垒，在文化研究、产业协作、品牌共建上深度联动。

　　岭南与江南的文化创新，本质上是一场“以文化人、以文兴邦”的实践。在人文经济学视野下，唯有把握机遇、平衡关系、协同创新，方能让地域文化从“传统基因”转化为“发展动能”，实现文化繁荣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融合共生。

　　（李凤亮，华南农业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江南与岭南：文化的差异性和共同性

　　在中华文化整体格局中，江南文化和岭南文化既是区域性的，又是超区域性、整体性的；既属于江南、岭南及相关区域，又属于整个中国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

　　江南文化的兴起早于岭南文化；变革途径上更富自觉性、自发性和突破性。上海的“一枝独秀”和广州、香港、澳门的“三足鼎立”，呈现出不同的城市分布和都市景观，也标示出具有明显差异性、互补性的城市功能和城市地位。假如说上海在江南地区独自承担并发挥着几乎所有现代都市的功能，那么，广州、香港和澳门就在岭南地区分别承担并发挥着现代都市的不同功能。这也是上海得到更加充分、持续、全面的发展，而广州、香港、澳门则在各自具有重大差异的政治制度、经济环境下得到不同方向、不同程度建设发展的原因。

　　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都是具有多元性、交叉性、综合性的区域文化。这是其具有较强生命力、适应性、持续性的重要原因，也是推动中国文化演进变革的重要内在资源。两者同为以江海为地缘优势的外向型区域文化。这种特点使它们在中国思想文化的变革阶段、转换时期，充当先知先觉者、变革启蒙者、开拓创新者，对中国文化的创新发展作出独特贡献。两者都深受西方近现代思想文化影响、率先进入工业化、现代化进程、走向世界文化格局，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

　　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研究是中华文化整体性、综合性研究的组成部分，理性精神、批判态度、人文情怀是学术与思想基础。坚守学术性、思想性、人文性是保持研究品质的关键。应回归区域文化研究的文化原点、思想内涵与学术品质，遵守传统文化研究的一般规则，从基本概念、核心范畴和重要现象等要素开始，从“史”开始，而不是从大而无当的“论”开始。

　　以中华文化整体格局和统一体系为基础和背景，对江南、岭南文化及其他区域文化的比较，是为了探求文化规律，汲取启发性经验，助力区域文化建设，促进新时代中华文化持续创新和全面复兴。

　　（左鹏军，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教授、华南师范大学岭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专家观点

　　上海文化根脉深植于江南水乡的细腻、雅致与开放，当代上海以创造性转化实现江南文化的有机传承，将古典江南的“诗意栖居”转换为“人文城市”的都市品质。首先是城市空间再造。“一江一河”的系统水系治理将昔日工业“锈带”转变为文化“秀带”，将江南亲水文化的精神内核转换为市民共享的公共生活空间，塑造“城市会客厅”新形态。其次是与红色基因、海派精神的共鸣。三大文化的融合构成了上海文化的底色，共同塑造了“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城市精神。最后是对传统江南文化精神有机赓续。传统“文人雅集”风尚熔铸进当代城市精神，江南文化崇尚精致、兼容并蓄的特质，融入上海的城市肌理、公共文化氛围和城市品格中。

　　上海与岭南地区文化传承有相同点：均处于改革开放前沿，注重文化实用性与当代价值，善于将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产业、商业模式结合，实现文化遗产“活态”传承。

　　但二者在传承路径与气质风格上的差异也比较显著：上海的江南文化传承侧重“雅化”与“国际化”，呈现“摩登古典”气质，强调将文化资源转化为城市软实力与人文美学标杆；岭南文化的传承凸显本地原生市井烟火，传承脉络贴近民间日常生活，擅长将文化传统与民营经济活力对接，展现浓郁生活智慧。沪粤文化现代传承证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是在地性基因与现代视野碰撞下的多元实践。

　　（郑崇选，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中国文学版图中各个地域文学的发展与碰撞，推动和构筑了中国文学的整体风貌。地域性特征虽然是地域文学的“第一义”，以深层规约的力量，影响着地域文学的生成与演进。但伴随地域流动性的增强，地域文学特性往往在“跨地域”的交融、互鉴中渐渐鲜明，生生不息。因此，以“跨地域”的视野观察江南与岭南的文学互动，很可能是“江南”“岭南”文学极具阐释性的观照，或具有地域文学比较研究的范式价值。

　　“跨地域”的视野有助于从时间与空间维度勾勒岭南与江南流播碰撞的文学轨迹。诗文中岭南与江南的并举自古不绝如缕，士人流动或因贬谪或因仕宦或因避乱，呈现出他者视角下的岭南想象与书写。随着文化与经济重心南移，江南成为天下人的江南，是超越地理意涵的文化江南。然而，并举不意味着对等，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种南南并举是以“江南”为情感核心的体现，多指向风俗物产、山川景致等具象对比。杨万里说“岭南风物似江南”，恰是对江南的忆与恋，才会认为眼前岭南之景与江南差可仿佛。同是对“岭南三大家”所代表的岭南雄直诗风的评价，清初洪亮吉称“岭南犹似胜江南”，晚清学海堂士子梁梅则云“岭南何必胜江南”。前者带有相较高下的意涵，体现了明清鼎革之际“岭南三大家”在岭南、江南文士圈中声名鹊起，推动岭南诗派建构，使岭南具有与江南文学对话、对比的资格；后者则展现出对岭南的自我认同，其底色是晚清岭南蓬勃发展渐趋引领之势的社会图景，不分胜负，与江南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翁筱曼，华南师范大学岭南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

　　清初，大批江南人士（含文人学士、军事谋士、贸易商人）举家南下岭南。在清政府平定三藩、收复台湾的特殊历史时期，他们不仅参与岭南文化的重建与复兴，更在巩固海防、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方面作出卓越贡献，主要体现于五方面。一是消弭满汉对立，构建文化认同。南下文士与屈大均等岭南遗民交流，重塑儒家伦理秩序，通过重建宗祠、推行乡约等礼教实践，强化基层社会伦理规范，使得岭南遗民加入文化建设当中去。二是构建跨地域精英网络。江南文士组建诗词文社，形成跨越南北的利益共同体，在平定三藩时成为清政府维系南方稳定的缓冲带。三是参与岭南地方治理。他们提升行政效能、改善民生经济，使得广州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开海后迅速成为对外贸易枢纽，商品经济发展增强了民众对新朝政权的认可度。四是巩固南疆防御。曾任郑成功幕僚的江南士人贡献东南海防经验，参与编纂《广东海防汇览》，为应对西洋殖民势力提供战略储备，衔接海洋秩序、强化海防体系。五是促进民族团结。南下文士协助清政府推行“改土归流”预备政策，为雍正时期全面改土归流奠定基础。

　　江南文士下岭南是清初国家建构的重要环节，以文化软实力消解民族矛盾、巩固新生政权，在由“华夷之辨”向“大一统”认同转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其精英流动模式被乾隆朝效仿，成为清代控制边疆的经典范式。

　　（朱丽霞，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江南与岭南均为早期人类活动的重要区域。伴随历史演进、经济文化重心南移，“两南”文化关联愈发紧密。明代历史上曾有王湛心学交融之佳话，推动了明清启蒙思潮的繁荣，至今仍是人们进行心性修养、开展社会治理的理论来源。王湛心学的交融，彰显了区域间相互引领、相互促进所催生的思想创新。这既为经济发达、社会文明的成果，亦是经济社会文明得以发达的必要条件。王湛心学交融是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知识精英的思想碰撞，印证了思想文化史中的优势互补规律。其历史经验表明，经济社会发达的不同区域间的文化融合，是催生引领全国新思潮的触发契机与文化生态。依据文化生态学原理，王湛心学交融的历史经验表明，心学作为社会文化的高级形态，塑造了新的社会文化格局，汲取了“两南”发达地区的优秀文化智慧，达成强强联合、优势互补，并开展了针对文化弊端的纠偏与批判的文化筛选，进而使心学的文化生命力影响广泛、绵延至今。这些经验对于新时代“两南”的文化共建互促，实现协同创新、优势互补具有重要启示；对于引领AI时代的文化更新升级、争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先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戢斗勇，佛山大学岭南文化研究院研究员）

　　文化对城市塑造具有重要作用，越来越成为共识。江南文化以“刚毅内敛、真实独立、风雅精致、兼容并包、中庸稳健、开放创新”为内涵，岭南文化则体现为“开放兼容、重商创富、务实重效、山海品格”，两地文化分别塑造了一众城市精神，江南接续耕读文化下的“苏湖熟，天下足”形势，继续富甲天下，持续发力，形成今天长三角发达经济区；岭南文化接续海上丝绸之路，融合港澳，形成海洋经济主题的珠三角富庶发达经济区。

　　两地的发展证明，吸收先进文化和创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路径。在这个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底色，对城市精神和品牌价值塑造起到不可取代的关键作用。坚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是区域和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保障。文化与科技融汇，必定是江南和岭南未来发展的新课题和新抓手。

　　（居阅时，华东理工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

　　长三角与珠三角城市群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双引擎，在全球经济版图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二者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深植于区域文化精神的现代回响。

　　近年来，随着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的提出和深化，江南文化研究呈现出从“历史书写”向“现实观照”转型的鲜明特征。随着近代广州“一口通商”和当代珠三角地区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岭南文化研究成为一种“开放样本”。两种文化基因深刻影响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城市文化特质与发展路径。

　　文化塑造城市，城市也在反向重塑文化。长三角的超级都市群，以强大的资本、技术和全球网络，正在将古典的江南文化推向一个“数字江南”。珠三角的城市发展，尤其是深圳的崛起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从“边缘文化”转变为“湾区叙事”。

　　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的对话，共同构成一幅生动的“双城市群记”。它们以各自方式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区域实践。江南文化赋予长三角城市文化“雅致、精细、创新”的底色，而岭南文化则塑造了珠三角城市文化“务实、开放、兼容”的品格。二者在精神内核、产业形态、空间美学及社会心理等层面虽有差异，却共同演绎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经济与文化共生演进的宏大叙事，其未来的互动与交融，将为中华文化创新性发展提供重要动力。

　　（秦攀博，中共广州市委党校政治学与法学教研部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将上海城市品格定义为“开放、创新、包容”，并强调“这种品格是新时代中国发展进步的生动写照”。上海的城市品格同样体现在从江南到海派的传承转换过程中，值得借鉴。

　　传统江南文化有着开放的一面，这种开放主要是面向本土的其他区域文化；而海派文化则建立在更开阔的世界文化交流的舞台上，是在文明交流互鉴作用下的成果。江南有着成熟且高度发达的区域文化，但并未故步自封，而是不断自我革新，这是现代文明率先在江南这片土地上萌生的重要原因。如今的江南文化和海派文化能否持续保持开放性，决定了其未来发展的高度。传统江南文化有着创新的一面，这种创新建立在农耕社会生产力基础上；而海派文化则是工业化的产物，是具有大众流行特征的文化。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再到信息时代，文化领域的技术创新是上海在近现代城市文化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江南文化和海派文化对于多元文化和新兴文化的包容，是海纳百川的自信源泉。

　　（郭骥，上海大学博物馆研究馆员）

　　外来文化的传播并非单向的文明扩散，而是一个地方文化主动调适与再创造的过程。江南的现代化模式有很强的“理性自守”特点，文化理性在制度更新中起着引领作用。岭南文化的转型以开放吸纳、制度实验为主，海洋文化的流动性、商贸文化的务实精神使它更早地引入西式教育，并实现社会实践地方化。江南文化和岭南文化的反应模式，是中国近代文化现代化的两种典型路径，前者以内向型理性自省为主，重在对文化秩序的延续和知识体系的重组，后者以外向型社会实践为主，重在制度创新和社会结构的重塑。理性与开放、秩序与实验、延续与重构，两地文化差异最终汇合成“中国式现代性”的两种互补面向，一种是文化理性内生更新，另一种是社会创新外向生成。江南和岭南的比较表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是文化互构的结果。中国式现代化也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多中心—多路径”的生成。它经由地方文化相互作用，达成由区域性文明到整体性现代文明的过渡。

　　（董馨，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

　　江南商业文化深植于长三角地域特质，其繁荣源于四大核心历史基因，构成区域经济发展的底层逻辑。

　　其一，人地关系紧张催生“农商并重”的经济底色。江南多山地丘陵（如徽州“七山半水半分田”、龙游半山区地貌），人均耕地面积小，且北方人口南迁加剧资源压力，民众无法仅靠农业生存，被迫发展工商业，形成区别于东北、华北农业社会的二元经济结构，为商业文化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

　　其二，水网纵横奠定商业流通地理基础。江南以长江下游、太湖流域“八府一州”为核心，“四水”（长江、大运河、江南水网、海运）构建复合型交通网络：太湖为水利枢纽，长江连接上下游物产与市场，大运河贯通南北，海运则因北方海岸线不便停泊，使江南成为唐宋后海上贸易重心，强化了“利资舟楫”的商贸传统。

　　其三，物产丰富孕育企业家精神。太湖流域丝绸、浙北皖南名茶、浙江“百工”制品、徽州文房雅玩等高品质物产，多为民生所需且无政策垄断壁垒，商人需专注技术创新、质量提升、品牌建设竞争，形成贴近现代企业家精神的地域文化范式。

　　其四，口岸开放推动现代转型。近代江南9个通商口岸虽数量少但规模大，带动江南腹地经济。西方文化与江南文化交融，催生“沪商”及海派文化，实现江南商业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杨嬛，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研究员）

　　清代中叶以来，岭南出现了一批入粤江南文学家族，饱受战乱之苦的江南文人为寻求新的出路，通过仕宦、游幕和经商等方式侨居岭南，他们与同样随宦仕粤的江南家族联姻，或长居数十载后返乡，又或最终落籍岭南。除了早在道咸年间已入籍广东的张维屏、陈澧、叶衍兰、沈世良、史澄等家族外，还包括同光时期落籍的山阴汪氏、会稽陶氏、山阴俞氏，宦粤三十载的钱塘陈氏和立足岭南后返回原籍的如皋冒氏家族等。

　　尽管此前江南士人陆续入粤为官，但乾嘉以后更加蔚然成风，并形成家族式的人口迁移。家族的代际属性与长期侨居岭南的时间属性互为表里、互相印证，共同指向乾嘉以来从江南向岭南的家族迁移潮潜在的硬性条件——只有辗转岭南各地府县基层仕宦及游幕的江南士人及其家族，才能长时间寓居岭南，并使携家带口入粤成为生活必要，既而在岭南诞下第二代文学成员，再由此形成理论上的入粤江南文学家族。

　　清末入粤江南文学家族及其成员，以诗文别集、笔记和公牍等视角，以江南的他乡眼光，以官宦与幕客的文化身份书写岭南，他们的创作不仅是江南人在岭南的个体感悟，同时也成为岭南文化的一部分。江南士人在与岭南文人、岭南文坛、岭南文化的交流沟通、互动交融下，成就了岭南在晚清时期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全面发展。

　　（周濯缨，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南宋时期，临安作为都城，汇聚了四方物产。据《梦粱录》记载，诸如桂圆、余柑子等岭南特产，已通过商道进入江南市场，这一现象彰显了南北物资流通的繁荣态势。尽管物产实现了流动，但并不意味着文化的同质。江南地区以“韵致”为核心构建生活美学，岭南地区则以“实效”为准则维系社群健康。这一差异折射出江南都市文化注重仪式展演的审美取向以及礼序秩序；而岭南食俗呈现出以日用实践、疗愈功能和社群联结为显著特征，体现了湿热环境下“以食为药”的生存智慧，进而形成了文化互鉴的局面。江南与岭南两地饮食在表现形式上存在差异，在本质内涵上具有相通之处，在精神层面达成契合，揭示出两地饮食共享“药食同源、顺应天时”的哲学基础以及“和而不同”的文明内核。当前，在非遗保护与文旅融合的双重驱动下，江南与岭南地区出现了一些兼具文化深度与传播效能的饮食实践案例。基于此，深入分析当前“食旅”转化过程中守正与创新的实践张力，借助AI知识图谱、物联网食旅护照、AR节庆复原等数字人文路径，可以发现大量历史饮食资源尚未得到系统活化。只有穿透形式差异、激活共享智慧，将技术作为实现目标的媒介而非目的，才能实现中华饮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阮帼仪，广东工业大学通识教育中心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