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受“光荣孤立”和“英国例外论”的影响，英国历史在历史学家笔下被勾勒成一个与世隔绝的“岛国叙事”，其中的代表作是19世纪历史学家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所著的《英国史》。这种“岛国叙事”深深影响了英国人的常识和历史编纂学，“偏远的英国”不仅成为一种深厚的历史情感，也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历史神话。囿于这种史观，英国国内史与帝国史发展成两个相互分离的研究领域。

　　20世纪80年代末，在现实因素和学术潮流的双重作用下，英国近现代史研究出现“帝国转向”。首先，在20世纪80年代，英国国内的种族问题和种族主义日益严重，围绕苏格兰独立公投和英国脱欧的争论也日趋白热化，这些问题大多是英帝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当代回响。迫于后殖民主义时代社会和政治现实对现代知识生产的压力，一些原本研究英国国内史的学者开始更多地关注英帝国。其次，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后殖民主义研究等学术潮流的推动下，新帝国史兴起，一跃成为近三十年来历史学科中最具活力的研究领域之一。新帝国史侧重于从文化维度书写帝国史，采用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关注话语、知识、科学、环境、认同、网络等研究主题，种族和性别是其主要分析范畴。部分新帝国史研究者受后殖民主义和全球史的影响，将帝国视为一个互动网络，不再以宗主国为中心，转而强调殖民地及其民众的能动性，考察殖民地对宗主国的深刻影响。正是这一研究取向把英国国内史与英帝国史重新连接起来，推动英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帝国转向”。许多研究英国国内史的学者也受此影响，投身相关研究中，其中包括琳达·科利、理查德·普赖斯、詹姆斯·爱泼斯坦等学者。

　　“帝国转向”影响下的英国近现代史研究力图将英国国内史和帝国史放置在同一分析框架中，探寻英帝国形塑英国历史进程和特性的多重途径，进而重构民族国家叙事。其兴起背景决定了相关研究在理论方法和研究主题上与新帝国史关联甚密，是新帝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前，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领域：其一，考察帝国网络中人口、商品和思想的流动及其对英国民众日常生活和身份认同的影响。其二，关注帝国对英国大众文化的影响，探寻英国普通民众认知帝国的途径。这个研究领域是由约翰·麦肯齐开辟的，他编著的《帝国主义与大众文化》和《宣传与帝国》引领风气之先，他主编的多卷本“帝国主义研究”丛书则将相关研究推向深入。“帝国转向”相关研究大多聚焦于现代帝国时期，即18世纪至20世纪，其中“长的19世纪”是研究重点。近年来，一些研究近代早期英国史的学者也开始类似的尝试。已有研究成果表明，自16世纪英帝国形成之初起，英国社会和文化就开始受到帝国的影响。至18世纪现代意义上的帝国形成后，这一影响日渐显著。对于近现代英国人而言，帝国并非只是一种“在此地之外”的现象，它也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帝国史并不是与国族缔造过程无关且遥远的历史，它是国族故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对“岛国叙事”提出挑战，并进一步引发对英国与英帝国之间关系的重新思考。学者认为，这两者之间是相互建构的。具体地说，人口、商品和思想的跨洋流动使设定在英帝国和英国之间的领土、文化等界限复杂化；帝国经历和文化碰撞加深了殖民者对自身的认知和种族意识，深化了国民对民族独特性的认识，最终形塑了个体和集体的身份认同，并强化了英国人的国族认同和地区认同。

　　“帝国转向”影响下的英国近现代史研究呈现以下特点：第一，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者大多从文学批评、文化研究、民族志和人文地理学等领域汲取灵感，并与这些学科的学者展开对话。第二，身份认同问题成为研究焦点。帝国经历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方式有助于不列颠岛民族认同的形成，这构成“帝国转向”相关研究问题意识的核心。第三，打破二元对立的史学书写传统。学者强调去中心化叙述，把英帝国视为一个没有单一地理中心或权力中心的网络，不再把英国作为帝国的中心。这从根本上动摇了历史编纂学中长期存在的支配与服从的二元对立模式，如国内与帝国、宗主国与殖民地、中心与外围、欧洲与非欧洲等，研究者认为这种二元对立是人为虚构的，它们在时间和空间上并非处于隔离状态。

　　“帝国转向”将帝国维度纳入英国近现代史的书写中，展现了民族国家与帝国的历史相互构建、彼此交织的景象，帝国也由此从英国历史编纂学的边缘走向中心。在英帝国的背景下重构英国史重塑了历史学家的问题意识，拓宽了历史探究的范围，展现了不同的历史面向。其意义不止于此。“帝国转向”其实是历史学呼应时代发展需求的产物，在全球化时代，历史学家越来越多意识到，一个广泛互联的世界需要新的历史书写模式。全球史和跨国史的兴起，以及世界史和帝国史的复兴，正是对上述需求的回应。国别史研究者也开始尝试超越长久以来把民族国家作为基本分析单位的历史书写模式。由于英帝国的扩张被历史学家视为全球化的“先驱”，“帝国转向”之后的英国近现代史研究也许是多维度探究全球化这个更大历史进程的最佳途径之一。它通过对帝国网络和身份认同的研究，从地域角度以及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探寻全球化的历史起源。此外，自20世纪“文化转向”取代“社会转向”之后，英国史的研究视野日益狭隘，它不再关注宏大问题，研究逐渐碎片化。“帝国转向”的出现改变了这一态势，它将英国近现代史研究再次置于一个大问题之下，即如何理解英国与英帝国之间的关系及其意义所在。这不仅拓宽了英国史的研究空间，也为它吸引了更多的受众。最后，“帝国转向”对二元对立的史学书写传统提出了挑战，这对于在世界史研究中破除欧洲中心论的影响有着重要借鉴意义。

　　（作者系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