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全球召开多场以“全球南方”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学者讨论的主题聚焦全球治理、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等，但这些讨论同时又凝练为一个问题：“全球南方”如何在知识层面解释“全球南方”？

　　全球南方国家的崛起或许是近些年国际格局中最为突出的大事。这些国家的崛起不仅体现在国际政治与经济领域，还体现于自身知识生产主体性的发现和确立。全球南方应由全球南方国家来解释的呼声，反映出全球南方国家学术界关于知识生产主体性的觉醒。

　　本报记者采访了来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的多位学者。受访专家梳理了当下最受关注的全球南方国家知识生产议程：一是发现并放大共通的核心议题与理论关怀；二是拆解欧洲中心主义的隐性认知框架，批判并超越西方现代化话语霸权；三是为支撑可持续发展并构建与之相匹配的身份认同开辟新的理论空间。它们预示着南南学术共同体已在全球范围悄然成形——它以自主知识生产为共同实践，进而将关于全球南方国家知识生产的观点碎片整合起来，展现出一个呼之欲出、以去“西方中心主义”为核心诉求的知识生产新图景。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表示，当前，全球南方国家知识生产的最大障碍是对西方权威的盲从迷信，甚至形成一种“知识的终极阐释者”幻觉。它就像一块“乌云”，遮蔽着全球南方国家的知识生产。

　　“全球南方国家必须打破‘西方是知识的终极阐释者，我们只是原始数据供应地’的二元对立思维。”塞内加尔达喀尔谢赫·安达·迪奥普大学文学与人文科学院历史教授马马杜·法勒（Mamadou Fall）说。在他看来，“原始数据”本身不自带意义，如果缺少一套特定的理论框架、概念工具与话语体系，外部读者尤其是西方读者便无法从全球南方国家的视角解读。因此，当务之急是让全球南方国家发出世界听得懂的独立声音。“而真正的挑战在于理解，为什么某种特定话语秩序能够如此顽固地一再强加其片面性，全球南方国家又该如何摆脱这一困境。”法勒说。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社会研究所研究员兼教授费和平（Fernando Vizcaíno Guerra）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剖析了西方认知论的政治化路径。自20世纪90年代起，美国与欧洲借“人权”话语外衣，强势输出自由主义，将极端个人主义和西方式民主奉为唯一不容置疑的未来。该模式在全球南方国家间广泛扩散，拉丁美洲尤甚。所谓的“知识外交”伴随资本流动、贸易协定、安全项目、国际认可，以及精英大学、多边机构与学术排名，共同构成认识论的“世界警察”，只承认与西方式民主合拍的思想形态。如今，这套机制借助数字跨媒体及其服务于全球权力的算法，对文化与科学范式施加深层次的控制。

　　法勒分析称，西方认识论虽然主导着世界，却是基于一种幻觉：它把世界想象为单一中心，并不断加固这一认知框架。这种“幻觉”遮蔽了英国科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中反复使用的“河流汇入大海”比喻：来自亚洲、非洲和欧洲的不同文明犹如不同河流汇入同一海洋一般相互交融，在中亚和撒哈拉地区实现了融合。不同文明（如中国、印度、伊斯兰世界和欧洲）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成果通过交流与融合，共同为近代科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加强自主知识生产成为打破“知识的终极阐释者”幻觉的关键。全球南方国家推进自主知识生产的关键一步，就是摆脱对西方知识体系的依赖。

　　法勒进一步观察到，全球北方国家和机构长期充当中介或守门人，把全球南方的知识生产挡在主流学术之外。因此，全球南方国家必须重新开辟一个空间发展自身的认知论。

　　费和平表示，具有自主性的知识生产将增强全球南方国家的主权与国际治理能力，为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添砖加瓦。

　　全球南方国家推进自主知识生产，既是根据本国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与现实国情探寻发展道路，也是在政治与商业层面抵御西方现代化话语霸权。“自主思想的发展离不开政治主权与商业主权；西方攫取全球主导地位的手段一向如此：一面是军队与市场，一面是观念与理论，二者一体两面、不可分割。”费和平表示。

　　“如今，它们的继承者——西方金融机构、资金雄厚的大学，以及企图垄断知识的学术期刊——正牢牢掌控着这套主导地位及其权力语法。这些现代全球秩序的‘神庙’不仅制定政策，更确立了一种理解世界的单一框架，一种界定正义、进步与自由的垄断话语。这是一台精密的剥削机器：金融机构与大学结盟，学术期刊为遴选的知识分子加冕。唯有打破这一循环及其背后的西方霸权，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参与才会从被恩赐的席位变为不可剥夺的权利。”费和平说。

　　西交利物浦大学国际研究系助理教授倪凯松（Niklas Weins）告诉记者，在自主知识生产共识的形成过程中，尽管情境各异，众多学者仍将认知正义置于关键位置，坚持把知识深植本土经验。另一个共同特征是对历史不公的批判，范围不仅涵盖殖民主义，也涉及不平等贸易条件、环境外部性及知识等级论的现实后果。费和平认为，全球南方国家的学者共同谴责历史不公，是因为殖民统治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并未随形式独立而终结，它借掠夺性经济与学术依附延续——秘鲁社会学家阿尼瓦尔·基哈诺（Aníbal Quijano）称之为“知识的殖民性”。

　　多名学者表示，自主知识生产不是封闭主义和孤立主义。倪凯松提到，全球南方国家对自主的不懈追求并不是孤立主义，而是为本土方案与治理模式开辟空间。在巴西，这一点体现在农业生态学的研究中。在中国，生态文明理念反映出中国对根植于本土文化内涵的文明叙事的探索。这些经验都表明，全球南方国家不仅是在回应全球北方国家，更在探寻内生性的替代路径。费和平也认为，加强自主知识生产并不会使全球南方国家彼此孤立，反而将各国从被动接受单一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进而增进政治互信、促进民心相通。

　　全球南方国家在探索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搭建学术网络的过程中，不约而同地凝聚起相似的核心议题和理论建构。费和平认为，全球南方国家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其依赖性与自主、平等斗争之间的历史张力。尽管各国具体国情不同，但抵抗西方列强军事侵略和占领行径的共同经历，催生出具有共性的认知框架，促进了全球南方国家间的思想交流。众多核心议题和概念由此脱颖而出，在政治话语与社会理论中占据显要位置。其中，现代化理论尤为突出。

　　“几个世纪以来，随着欧洲殖民势力扩张，‘现代化’词典都是由西方执笔编纂。”费和平说。谈到现代化，法勒认为，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性解读不可或缺。“西方的‘现代—前现代’概念极易滑向另一组话语：西方的现代与非西方的前现代，而这种组合抹杀了现代西方和现代非西方的同时存在。结果是，全球知识生产的外部机制主导了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想象，而后者的知识内涵、经验与本土文化却大多被忽视。”法勒解释道。

　　来自全球南方国家的学者对西方现代化理论所谓“普适性”的批判一直存在。当塞内加尔历史学家谢赫·安达·迪奥普（Cheikh Anta Diop） 重新确立非洲历史的连续性，并揭示与亚洲的联系时，当刚果（金）哲学家瓦伦丁·伊夫·穆迪姆贝（Valentin-Yves Mudimbe）拆解西方现代性依托的单中心的地理想象时，两人都在否定西方现代性的普适神话。印度的“庶民研究”与拉丁美洲的“去殖民化”视角同样提供了替代叙事。非洲孕育了最古老的知识，亚洲则以中国复兴塑造未来。这幅多极时空图景瓦解了欧洲中心主义，也终结了任何单中心的发展观。

　　巴基斯坦瓦赫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兼系主任阿苏玛·阿里夫（Asma Arif）向记者表示，在经济学与发展研究领域，许多学者持续挑战启蒙理性主义衍生的西方普遍主义传统，为全球南方探索独立于西方的发展观提供方法论创新。

　　“全球南方国家坚持走独立、自主、可持续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是一种知识和政治上的去殖民化行动。”倪凯松说。费和平也表示，思想范式、价值观和国家文化绝非点缀，而是关乎国家稳定与确保其在国际社会发声的关键要素。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合作，以及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到南南学术网络的替代性多边协定的建立，将决定重塑全球地缘政治知识版图的能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刘雨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