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7日，由青海省果洛州委、果洛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主办的“尕日塘秦刻石”“莫格德哇遗址”传承与保护利用座谈会在青海果洛举行。座谈会前一天，当地政府组织专家学者现场考察了尕日塘秦刻石遗址。

　　作为现象级的学术事件，“昆仑石刻”曾引发学术界激烈争鸣。9月15日，国家文物局宣布“昆仑石刻”鉴定为真，并将其定名为“尕日塘秦刻石”。这一结论不仅为一场持续数月的学术争议与公众热议画上了阶段性的句号，更开启了一扇通往中华文明源头叙事的全新大门。

　　本报记者在梳理学术界最新研究基础上，结合对一线考古学者的采访及本次座谈会专家学者的观点，再次探讨“尕日塘秦刻石”的丰富学术价值与深远历史意义。

　　科技手段助力石刻鉴定

　　尕日塘秦刻石的认定过程，是一场现代科技与传统考古学深度融合的典范，其严谨性与科学性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仝涛是首位提出“青海发现秦代刻石”的学者。在他看来，国家文物局充分利用多种科技手段对石刻铭文内容、凿刻手法、矿物金属元素、腐蚀风化痕迹、气候环境等进行了全方位的信息采集和分析判断，就有关石刻的核心问题进行了较全面和客观的公布，消除了学术界和公众的一些质疑。青海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鄂崇荣认为，尕日塘秦刻石的认定是一次经过考古学、地质学、材料科学、古文字学及年代测定等多领域多学科联合攻关的结论，也是在备受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质疑的舆论压力下做出审慎严谨的现代科学分析。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张建林曾于数月前到过石刻现场。他凭借在青藏高原多年的岩画与刻铭调查经验，敏锐地捕捉到关键细节：“刻铭的凿刻工具是一种较窄的平头凿，凿痕较清晰……岩面和刻字笔画内的‘岩晒’（或称‘石锈’‘岩石漆’）色度较深，系自然形成，其古老程度绝非造假者所能做成。”在11月16日的现场勘查中，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术院长霍巍认真观察了石刻上的每一个文字后说：“石锈已经渗透到了文字笔画里，这绝非一日之功，是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才形成了今天的现状。”

　　对凿刻工艺与自然风化痕迹的微观观察，是传统考古学的“火眼金睛”，而现代科技则提供了更为量化的“铁证”。《青海省玛多县尕日塘秦刻石调查报告》提到，（调查团队）采用便携式荧光光谱仪，对刻石表面及刻痕内部的元素进行检测，结果表明，刻字区域和非刻字区域的元素成分差异较小，其主量元素均为硅和铝，占比约为80%，伴生元素包含镁、钾、钙、锰、铁等造岩矿物特征元素，且均未检出钨、钴等金属元素，排除利用现代合金工具凿刻的可能。

　　科学的探索永无止境。河北师范大学国际岩画断代中心主任汤惠生提出了当前证据链中待完善的一环：“现在只是排除了现代工具凿刻可能，但刻痕能古老到什么时候？这一关键问题，还需要使用微腐蚀测年法来检验。”汤惠生在此次现场勘查中，使用60倍显微镜对刻痕进行勘测。他通过显微镜观测该刻石的石英颗粒微腐蚀程度，初步判断尕日塘秦刻石与青海天峻卢山岩画（距今约2300年）腐蚀程度相近。他这种对科学严谨性的极致追求，体现了当代学术的创新精神：不仅满足于“证真”，更致力于“精断”。

　　“昆仑”地望之辩的当代回响

　　如果说科学鉴定解决了“真伪”问题，那么尕日塘秦刻石的内容则直接引爆了更为核心的“昆仑”地望之辩。

　　在仝涛看来，今人对“昆仑”地望问题的探讨，应充分参照和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90年代，不少历史名家基于文献记载提出了诸多富有见地的研究成果，为目前的研究工作提供了重要基础。如顾颉刚通过系统的文献梳理，认为“拿现在的地理记载来看昆仑，甘、青、新三省都有些像，但都不完全像”，但属中国西北是不错的；唐兰依据《山海经》《禹贡》《穆天子传》等中关于“昆仑山”的相关记载，列举九大证据证明秦以前“昆仑只有一个”，推测位于甘肃、青海的祁连山及附近各山。此外，认为昆仑山为青海巴颜喀拉山的学者，还包括吕思勉、邓少琴、徐旭生、赵宗福等诸家。然而，在此前的学术争鸣中，这些研究成果未能得到充分的吸收与批判讨论。

　　尕日塘秦刻石的认定，使前辈学者基于文献的推论获得了实物支撑。“作为保留在原址的地标性实物证据，尕日塘秦刻石可为确定先秦时期‘昆仑’的地望提供重要线索。它所在的扎陵湖、鄂陵湖、星宿海地区应是秦人心中的河源，周邻山脉应为当时认定的昆仑山。”仝涛说道。

　　西汉时期，因张骞出使西域的误察，汉武帝将“昆仑”定位在新疆于阗南山。在汤惠生看来，昆仑神话可分神话昆仑和地理昆仑，原来认为自汉武帝将于阗南山定为昆仑山之后，神话昆仑进入地理昆仑时代。但尕日塘秦石刻告诉我们，由神话昆仑转变为地理昆仑可能从秦始皇就开始了，而且秦代将昆仑定位在河源，汉代才定位在新疆。仝涛也表示，“昆仑”的地理概念夹杂着神话与现实，是大国雄心与科学探索的结合，因此其具体位置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断迁移的倾向。从秦代的河源昆仑到汉代的于阗昆仑，再到今天横亘于新疆、青海、西藏的巨大山系，千百年来，这一地理坐标已经发展成为中华各民族共同缔造、共同享有的精神原乡、文明摇篮，“天下无处不昆仑”反映了华夏子孙的“追根寻源”之梦、敬仰神山的集体记忆，体现出中华文明的强大内在凝聚力。

　　“昆仑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影响深远，也在多地域流动扩衍。”鄂崇荣表示，昆仑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共享的文化符号和集体记忆，昆仑文化形成发展过程中，在多地域多民族传播演变，其内涵与意义不断聚合、丰富，成为凸显不同时代中央政权管辖边界扩衍、多民族祖脉追忆和中华民族不断凝聚的象征。因此，昆仑文化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国家认同，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有力文化纽带和文化符号。

　　构建青藏高原早期文化交流的

　　完整证据链

　　座谈会上，仝涛谈道：“采药目的地落在扎陵湖以西的星宿海范围内，不但与《山海经》中的记载有所呼应，还与后世认定的河源区域吻合。刻石所在地是秦汉时期羌人在黄河上游区域迁徙和交往的常用通道。”

　　“尕日塘秦石刻承载的历史记忆，证明秦王朝的势力范围或辐射影响力已延伸至黄河源头地区，‘羌中道’等交通路线的开辟与利用远早于后来张骞开辟的官方‘丝绸之路’。”在鄂崇荣看来，尕日塘秦刻石的发现，不仅证实了秦人“河源昆仑”的地理认知，更深刻揭示了早期中原与青藏高原互动的广度和深度。

　　张建林介绍，从考古发现角度看，史前时期就有了通往青藏高原广阔地域的文化交流通道。距今4800年前，来自中国北方和西北地区的粟作农业就已经传播到藏东地区，卡若文化遗址中多有发现，甚至西藏腹心地区的曲贡遗址、昌果沟遗址也都有发现。距今3500多年前，大麦传入雅鲁藏布江流域，一度形成分布广泛的粟麦混合的生业形态。公元前一千纪之后，带有北方草原风格的动物岩画、车辆岩画，西南地区的石棺葬、青铜短剑、双大耳陶罐，也都出现在青海南部、藏北羌塘和西藏西部地区。公元3—4世纪，远在西藏西部阿里地区的古墓葬也出现了来自中原地区的汉晋时期“王侯”织锦。这些文物与尕日塘秦刻石都证明，从史前时期至唐代之前就有了多条通往青藏高原腹地的通道。到了唐代，唐蕃古道更是成为连接青藏高原与中原地区、西南地区、西北地区的路网。

　　目前，围绕石刻，国家文物局指导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以及数家国家级文物考古机构，正在制订3—5年的高密度与区域系统考古工作方案。方案除了要求对于石刻本体加强释读、阐释和文物保护外，还计划对石刻前一定范围内进行考古发掘工作，将以旧石器考古的方法技术，对这一区域进行精细化发掘，寻觅可能存在的石刻残片，并揭示秦时的活动面，以及可能存在的各类文化遗存。同时，还要扩大这一调查和发掘工作的时空范围，重点关注黄河源区秦汉时期交通发展演变、区域考古学文化序列、古代气候环境和人地关系等方面，复原和探讨青铜时代，迄止隋唐时期，不同民族在该地区创造的独特文化。

　　对此，仝涛表示，以往由于种种原因，在果洛州以及黄河上游地区相关的考古工作开展较少，尕日塘石刻的发现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可以将这一区域考古学文化上的缺环进行补全，这样不但对于我们理解先秦两汉时期中原内地与高原腹地的文化交流提供更加全面的背景信息、复原出更加生动的历史图景，同时也能够通过一系列的工作，展示出青藏高原腹地的古代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过程。

　　鄂崇荣则希望结合河源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存在的学术争议与文化遗产保护需求，探索在生态脆弱和高海拔地区保护文物古迹的路径与方法。他谈到，下一阶段将在石刻周边勘探秦代营地遗迹、炊事遗迹等，争取发现同期遗存，将石刻从“孤证”升级为“证据链”。对“陯”“采樂”等关键词进行比较释读，并将植物性“采药”与秦汉炼丹所需矿物质“采药”比较研究。通过科技考古、历史语言学、环境史与数字人文的深度融合，深入研究秦代以前中原地区对青藏高原的认知程度和文化想象，使尕日塘秦刻石折射出更多中华文明不断向西的故事，校准出秦汉以前中原与高原深度交融的记忆坐标。

　　在探索的同时，保护是第一要务。正如汤惠生所言：“尕日塘秦石刻之所以到现在能如此完好地保存下来，就是因为未被人发现和辨识，所以今后的保护仍是管理方面的，避免任何人为的破坏，那便是该石刻侥天大之幸！”

　　据悉，青海省人民政府在此前已将尕日塘秦刻石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目前已对尕日塘秦刻石实行最严格的现场值守，不仅设置了防护围栏和电子监控系统，还派遣专人进行现场驻守，克服刻石所在地低温缺氧、无水无电、无通信信号等条件限制，实现对刻石的24小时守护。

　　尕日塘秦刻石的故事，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源远流长的生动缩影。对它的再探讨，仅仅是一个开始。每一次新的解读，每一次考古的铲动，都可能为我们揭示一个更加立体、更加深刻、更加激动人心的古代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班晓悦 陆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