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以下简称《纲要》）进一步指明了未来教育发展的方向。中小学校长是教育政策落地的关键执行者，也是学校治理的核心领导者，其决策能力在教育改革中至关重要的作用毋庸置疑。通过对全国580名中小学校长的实证研究，结合新时代教育治理的要求，探索中小学校长如何通过决策能力提升直面改革挑战和不断创新发展，从而助推教育强国建设。 

　　校长角色的时代内涵 

　　梳理国内已有研究发现，我国中小学校长的角色经历了“首席教师”“管理者”“学者”“教育家”等变化过程。当前我国基础教育正在经历一场重大的变革，领导和管理学校已经成为专业性很强且复杂的任务，校长在学校身兼多个角色，校长的专业性和职业化日益受到多方关注，与校长角色定位和专业发展相关的政策文件、配套措施相继出台。虽然校长的角色在不断变迁，但纵观20世纪以来的政策文件和学术研究，总体上可以将校长的角色分为社会活动家型和教育家型两种类型。2013年和2015年，在教育部相继颁布的《义务教育学校校长专业标准》和《普通高中校长专业标准》中，都着重强调校长是履行学校领导与管理工作职责的专业人员，清晰指出了校长兼具专业人员以及学校领导管理者的两大特性，成为我国中小学校长角色定位的重要依据。 

　　校长在教育强国建设进程中有着不同的角色。一方面，校长是政策落地的“执行者”。《纲要》强调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要求校长将党的宏观政策转化为校本实践，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实现教育服务国家战略能力显著跃升的目标。另一方面，校长是学校治理的“领航者”。校长要用好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管理体系，规划学校发展并通过将各项举措落实，发挥学校教育的主阵地作用。在此过程中，校长既要守住安全底线和规范办学红线，又要推动变革创新和提升办学质量。另外，校长还是资源协同的“整合者”。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校长需推动学校与家长增进互信并密切合作，同时融合社会资源，拓展实践育人空间，让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和发展同步。  

　　校长决策能力的构成要素 

　　校长在教育强国建设中角色的塑造是通过一系列的决策来实现的，其决策能力包含多个构成要素且存在着个体差异。决策行为在学术研究中存在多种理解，狭义的理解往往将决策简化为最终拍板的单一环节，而广义认知则强调决策的系统性特征，指的是对两个或两个以上事物进行分析、比较、决断的过程，包括这样几个环节：发现问题，确定目标；集思广益，拟制方案；分析评估，方案优选；等等。学术界普遍认同“绝对理性”决策是难以实现的，个体决策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反映在决策能力上。我国从古至今都非常重视决策能力，尤其是领导者需要“知己知彼”和“房谋杜断”，既要“三思而后行”又不能“优柔寡断”，关键时候还得“当机立断”和“破釜沉舟”，以实现“运筹帷幄”。 

　　中小学校长决策能力包含价值引领、认知整合、方案建构、执行调控、心理资本五个一级维度，各维度紧密关联，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体现出制度环境和个体能动性的协同。“价值引领”作为决策能力的内核，强调校长在决策中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确保办学方向正确，塑造学校伦理氛围，凝聚组织共识，引领学校长期发展；“认知整合”维度要求校长在复杂环境中快速识别关键问题，融合数据工具与经验判断；“方案建构”维度强调决策方案需兼顾科学性与可行性；“执行调控”维度关注建立“计划、实施、监控、改进”的闭环管理路径；“心理资本”维度强调通过认知重构与压力调适保障决策全过程的稳定性。研究发现，校长决策能力各维度发展不均衡，心理资本、价值引领和方案建构维度得分较高，执行调控和认知整合维度相对薄弱；决策能力发展受个体价值导向与认知能力、学校组织情境、制度环境及社会教育生态多种因素影响。 

　　校长决策能力提升的路径 

　　校长决策能力的提升需要通过持续学习、更新理念、实践探索、总结反思和交流分享等多种路径，在此过程中，校长受到所处的制度环境影响，校长个体与制度环境之间存在密切的相互作用。因此，提升校长决策能力需立足于制度环境的支持体系建设和校长个体发展的能动性发挥两个方面，同时还要关注城乡差异，促进城乡协同发展。 

　　第一，从制度环境层面构建决策支持体系。校长决策能力发展有显著的环境依存性特征，《纲要》提出“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与权力相对应的是责任，校长的决策通常会受到权责边界和容错机制的影响，权责边界不清或缺乏容错的制度环境，校长在决策时就容易出现“越界”或“畏手畏脚”的情况。在坚持党的领导和依法办学的前提下，通过建立权责清单和容错机制的方式，适当为校长“松绑”，能鼓励校长在决策时尝试新的理念和方法。学校的内部文化、所处的社区和舆论环境也是影响校长决策的重要因素，应从制度导向、媒体宣传方面更多树立校长群体的正面形象，支持校长推进学校管理优化、课堂变革和文化建设等创新管理工作。在当前数智时代背景下，大学和科研机构、科技企业应关注开发适用于中小学的数据平台和管理工具，并且坚持低价或公益性，为校长的科学决策提供智能支撑。 

　　第二，从个体发展层面提升决策的科学性。校长要坚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信念，在制定学校发展规划时，确保学校的发展方向与国家教育战略高度契合，在此基础上，校长主动开展循证决策，管理决策从经验驱动向科学证据驱动转变，避免决策的盲目性与主观性。校长需要不断深化对教育本质和规律的认知，积极主动地参与各类学习活动，如学校管理研讨会、青少年成长指导论坛等，更新自身的教育理念，紧跟教育发展的前沿。特别是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校长要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尊重学生差异，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教育选择，满足不同学生的兴趣和特长发展需求。校长应提升批判思维能力，对现有的教育模式和决策方法进行深入分析和反思，敢于突破传统思维的束缚，积极探索适合本校的新路径。 

　　第三，从城乡协同层面建立交流合作机制。当前城乡之间的教育仍存在较大差距，《纲要》提出“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并提出干部教师“区域内统筹调配、交流轮岗”。通过建立城乡校长交流合作机制能提升校长决策能力，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城区学校校长在决策时，往往面临着丰富但复杂的教育资源，以及家长和社会对教育质量的高期望；乡村学校校长则面临着资源相对匮乏、师资力量薄弱、学生家庭背景复杂等困境。城区和乡村学校面临着不同的挑战，也都有各自的发展机遇。城区学校的校长可以利用资源优势进行创新探索，特别是在新的教育理念和方法方面进行一些大胆的尝试；乡村学校的校长则可以根据学校所处的环境，充分挖掘本土资源，走出一条具有乡村特色的发展道路。建立城区和乡村校长的交流合作机制能促进资源共享和经验互鉴，推进城乡协同发展。 

　　（作者系北京市丰台区和义学校校长、高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