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大陆自1884年全面卷入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以来，出现城市化先于工业化的现象，促使人们反思世界城市化主流发展动力理论。世界城市化理论根植于对欧美城市史的归纳，未充分考虑非洲的情况。非洲城市史学科很新很浅，很新表现为非洲城市史学科兴起于2000年左右，很浅突出表现为对城市化演进动力的研讨欠缺。整体而言，研究近现代城市的偏多，研究古代城市的稀少；研究英语非洲城市的偏多，研究法语非洲城市的偏少；研究首位城市的居多，研究中小城镇的较少。以上研究注重挖掘空间隐喻和都市认同，注重探究城市移民族群联系的功能，注重摸索外部联系对城市布局的影响，忽视了对非洲城市化动力的比较和整合研究。

　　全球化驱动非洲城市演进

　　理解非洲城市发展的特殊性，可以从生产和交往两个维度入手，工业化和全球化两者共同孕育包括城市生活在内的各种现代社会形式。从这层意义上讲，工业化和全球化是使近现代城市有别于古代城市的根本所在，也使城市生活因主要功能、职业结构、组织结构和族群结构的变化而不同。非洲城市演进属于近现代大工业城市代替自然形成城市的分支，非洲城市化同欧美城市化最大的不同是交往，而非生产因素成为城市演进的首要动力。

　　全球化奠定了非洲近现代城市布局的基础。新航路开辟带来的贸易全球化，率先在欧美引爆了工业革命。先行工业国将非洲强行纳入自身主导的全球化中，破坏了非洲原有的技术传统、资金积累循环和社会组织，导致非洲长期处于全球工业生产链条的低端。全球化背景下非洲的经济发展状况，直接体现了当地的生产力水平、参与世界市场分工水平和内部交往水平，是理解非洲城市化发展形态的重要基础。

　　全球化造成非洲城市演变的两种结果。一是出现过度城市化现象，不仅城居人口多于正式工作岗位，还出现大量城乡流动劳工。工业缺位造成城市工作岗位不足是导致这一结果的基础性原因。二是城市发展未能促进民族国家发展，甚至随着国际交往增强而阻碍国家发展。同欧美工业化时期资本积累地点分散不同，非洲不少国家的首都和对外门户城市发展为高度集中的资金积累中心，导致大量资本流向境外，非洲国家发展收益少甚至状态恶化。

　　重视群众运动

　　在非洲城市化中的作用

　　伴随非洲城市不同空间范围交往关系的扩展，城市新问题日益增多，引发了城市群众运动，城市群众运动又直接推动非洲城市交往关系纵向演进。

　　从历史上看，殖民主义式交往关系在非洲的遗留，易于引发城市群众运动。可以从非洲城市居民的就业收入、居住空间和政治环境三个因素加以分析：第一，城镇生产功能不足，导致城市正式就业岗位不足，群众生活易受经济波动影响。殖民者扼杀当地手工业传统，束缚了制造业发展，造成非洲独立后仍陷入单一经济泥沼，限制了城市居民就业和收入提升。第二，引发群众不满的城镇空间特征，同样可追溯到殖民地时期。非洲土地和劳动力的分离不甚完全，相当多的劳动力往返于城乡之间。城市贫民窟等非正式居所区成为非洲城市空间形态的主流形式，且在独立前已无法控制其扩散和蔓延。第三，从政治环境看，城市居民间关系逐步由部族关系向阶层关系过渡，民族共同体意识先从城市萌发后又传播至乡村居民，最后城乡居民开始共同寻求在民族国家框架内解决现实社会问题。伴随着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觉醒和民族国家的壮大，殖民主义式交往关系愈难束缚非洲城市演进。

　　从现时来看，分析当前非洲城市问题引发的群众运动，大致有两条研究路径。一是分析全球化交往如何促发城市群众运动并带动乡村群众。有学者认为，全球化背景下，非洲一直未出现工业大爆发，且生产性和高端性服务业发展受限，导致城居劳工往往是反全球化负面影响的“急先锋”，这一影响经由往返城乡的流动劳工传送至乡间。二是分析全球化交往如何影响城市布局，进而如何影响群众生活。有学者认为，非洲城市同西方中心城市单一强联系的过往与现状，不利于城市居民民族国家认同意识的形成与增强，削弱了内部城镇之间的交往。随着世界不同文明的交流与融合，非洲同东方城市之间的联系逐步增强，已促发洲际人口和洲内人口流动新趋向，将最终改变非洲城市发展受全球化负面影响的状态。

　　深化非洲城市化发展

　　动力机制研究

　　深化非洲城市化发展动力机制研究，需要注意世界多样性和共通性的统一。

　　非洲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相互影响。城乡对立作为城市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特征，在非洲同样表现出多样性的一面。多样性是由非洲工业化不发达的生产状况决定的，在当地城市发展中表现为城乡人口流动频繁和首位城市度过高。城乡人口流动频繁衍生出非正规部门膨胀、非正式居所蔓延和基础设施配套不足等“城市乡村化”现象。驱使人口流动的动力主要是乡村衰败和天灾，次因是城镇具有更好的教育和医疗条件。重塑人口流动研究可由与工业化兴起密切相关的“自由劳工”概念入手，再延伸出非洲工业化程度与非洲城市发展形态的相关性研究，如首位城市度过高问题。既有研究表明，工业化已促使当地城市质变，工业化程度不仅影响了首位城市的资源聚散方式，而且塑造了非洲中小城市的各自特点。即便工业化作为非洲城市化重要推动力稍显不足，但仍旧对城市质变产生着重大影响。因此，生产需求同城市历史阶段性特征的关系仍需进一步探讨。

　　正确认识全球化、民族国家同非洲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目前有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资本和劳动力的全球流动和分工促进了城市和全球南方发展。在研究理路上，强调全球层面的简单一致性，而非国家或区域层面的历史特性，注重研究欧美城市资本和劳动力的全球流动如何影响非洲的工业和就业模式。此种思路在城市发展策略上支持非洲无条件开放。另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城市体系的强等级性维护着不合理的劳动分工及产品交换，非洲城市同北方中心城市形成依附关系。依附关系扩大了两极分化，影响非洲城市资源聚散功能，致使非洲城市发展与民族国家发展之间呈负相关性。此种思路在策略上推导出民族国家应限制城市全球交往。后一种看法具有颠覆性，敦促我们跨越欧洲中心主义的藩篱。从世界历史维度看全球化、民族国家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弱化乃至消弭当前非洲城市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关键在于不同文明彼此间的交流融合，融合需要基于各地自然禀赋、历史文化传统和既有制度机制。因此，非洲城市发展依赖民族国家发展，民族国家发展又能够使全球交往服务于本土发展，顺应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大变革，推动非洲城市演进。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全球范围内城市发展仍未走出积聚资源的特性，并因资本无限积累的本性呈现强等级化。生产是基础，交往是前提。唯有认识到这一点，方能超越凭借欧美经验得出的理论范式，完善中国世界历史学科话语体系，推动世界城市理论创新，助力非洲社会探索出符合本国实际的城市发展道路。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南非城市化与社会稳定关系的历史考察”（20BSS030）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