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思想史作为一种思想史研究路径的出现，主要始于2007年大卫·阿米蒂奇对《独立宣言》跨地域传播及其影响的研究所产生的巨大反响，并以2013年萨缪尔·莫恩与安德鲁·萨托利合编的《全球思想史》一书的问世为正式标志。全球思想史被视为全球范围内思想史研究的最新发展，有必要对其学术语境、理论主张以及发展挑战进行观察反思。

　　两大转向催生全球思想史

　　可以说，“全球转向”和“语言学转向”在不同层面构成了“全球思想史”的语境背景。一方面，自1963年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问世以来，历史学的研究视野就开始试图从民族—国家框架中跳脱出来，甚至试图站在将地球视为一个整体的视角来进行考察，强调国家地区之间人与物的交流，这一主张对西方中心论提出了明确的挑战，也启发了大量优秀历史研究成果的问世。另一方面，部分历史学家也在人文科学“语言学转向”的影响下开始了有明确方法论预设的新的思想史研究。例如，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英国发展起来的以波考克、斯金纳、邓恩等为代表的语境论思想史研究，20世纪60年代在联邦德国逐渐形成规模的以孔茨、布鲁纳、科塞勒克等为代表的德国概念史研究。有趣的是，在广义的思想史研究中强调跨时间跨地区考察观念单元的这种具有“全球”意味的“观念史”研究，恰恰是这一阶段思想史研究重点批判的对象。换句话说，直到20世纪末，西方历史学的这两种转向没有建成良好交流的渠道。

　　全球思想史的理论主张

　　不过，随着全球史研究的不断发展，以及上述思想史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运用，思想史研究内部开始意识到过去将视野局限于特定语境背景，忽视了思想和观念的跨地区跨国家特点。在这一背景之下，全球思想史提出了自己明确的理论主张。

　　第一，以全球的视角来考察思想史，意味着思想史的研究者跳出了近代以来西方历史研究的民族—国家叙事框架，开始关注人类历史现象中思想所同样具有的流动性与沟通性。无论是从横向的空间范畴上地区间、国家间思想的传播与交流，还是跨时代—跨区域思想的演变，都意味着任何思想都有可能为人类共同享有，在不同的时空中留下痕迹，产生影响。从邓恩呼吁传统思想史研究要加强对非西方思想的了解，到波考克进一步反思在西方历史话语中语境所具有的“非全球性”，语境的多样性、复杂性和交叠状态开始被越来越多的思想史研究者所认识。李宏图等研究者指出，这种认识视角的转变标志着思想史研究跳脱过去将特定思想家和思想观念联系在一起的做法，进一步考察对人类文明具有普遍影响的各种思想观念的产生、发展和演变，这是一种认识上的提升和扩展。

　　第二，全球思想史同样是一种对西方中心论历史写作的批判和超越。虽然主流的思想史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语境背景与思想和话语之间的深刻互动关系，但是全球思想史将这种语境背景的时间和空间限度进行了拓展，既不局限于英国语境论研究倾向考察在急剧变革时期形成相对短暂的思想观念，也不停留在德国概念史提出的较为漫长的基本概念得以形成的“鞍型期”，而是以具体的文本和思想观念本身的历史出发，择取不同的研究时段和研究方法。在这一过程中，“语言学转向”的基本背景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但是包括以卡洛·金斯伯格为代表的“民族语文学”，以埃斯巴涅为代表的“文化迁移”视角，以萨义德为代表的后殖民理论等，都可以被用在全球思想史的研究之中。值得注意的是，在思想史研究内部，德国概念史研究在方法论层面上要比英美的语境论思想史研究更早开始探索思想的跨区域传播，方维规敏锐观察到德国概念史研究在东亚和其他地区都产生了与当地历史情境相适应的研究和讨论，孙江等对不同地区“鞍型期”和基本概念“四化”标准的考察。另外，许多概念史研究者本身在写作中试图考察概念的跨地区跨时空传播与演变，中国学者在这一方面其实处于前沿，例如张旭鹏对“革命”概念的研究以及曹龙虎对“帝国主义”概念的分析都是如此。

　　第三，全球思想史给已经处在碎片化和缺乏创新的西方思想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灵感、视角和研究空间。实际上，无论是语境论思想史研究、德国概念史研究，还是以福柯为代表的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研究，都仅仅从西方内部或者从特定时间段去考察和研究某种思想观念、某位思想家或某些思想群体或思想流派，在没有认识论和方法论创新的背景下，它们同样也会成为禁锢研究发展的枷锁。从这个角度讲，全球思想史以比较研究的方式强调研究视角的多样性，关注中心与边缘的辩证关系，考察思想在地区和国家之间的流动，为思想史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地。进一步而言，由于对传统的单线叙事和西方中心论思想史研究的修正甚至批判，借鉴后殖民主义和比较研究的理论与视角，全球思想史开始关注过去思想史研究中的他者、“底层”和“方言”等对象，实际上也使思想史研究获得了平权和进步的意味。

　　全球思想史面临的挑战

　　全球思想史的提出具有积极意义，也产出了许多富有启发和社会价值的作品。然而，相较于诸如史学的“全球转向”或“语言学转向”这一类具有开创性和革新性的范式变革而言，一些研究者口中所说的思想史的“全球转向”似乎还并没有形成规模，甚至很难从思想史研究的整体状态上来判定存在这样一个朝向全球的转向。这也构成了全球思想史继续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从根本上说，全球思想史的两个关键概念要素——全球与思想史，都有特定的含义，它所研究的是在“全球”层面上具有历史影响的思想观念、思想家和文本。虽然所谓的全球，其范围是灵活的，但全球思想史显然不是对全球某个非研究者本身文明所属脉络的思想进行研究的那种具有博物志和知识学价值的思想史研究。

　　首先，全球思想史的研究对研究者和读者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由于要考察思想观念的跨地区流动，研究者不仅要掌握多门语言，同时还要具备跨多国的历史知识和理论素养，方能探查不同语境中思想观念的内涵与意义。作为全球思想史的读者，也必须具备较为丰富的知识储备和广博的国际视野，才能理解研究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波考克所写的关于古代中国礼仪的作品不属于全球思想史的范畴，而另一位代表人物斯金纳的作品同样深耕于西方世界的范畴之内。其次，全球思想史的焦点在于思想所具有的所谓“全球性”和流动性，思想的流动是需要以人和物的流动为载体的。一方面，全球思想史很容易与文化交流史等领域区分开来，以至于有研究者对全球思想史是不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以及它能否做到真正的全球视角有所怀疑；另一方面，从全球思想史在西方世界的研究现状来看，研究大多从商贸交易、宗教传播以及族群政治等角度切入，甚至有意回避近代历史上诸多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思想家和一些核心的思想观念。有研究者也已指出，这种对反欧洲中心论的矫枉过正并不利于研究的发展。

　　当然，挑战也意味着新的空间。从我国思想史研究的角度出发，全球思想史的出现显然为非西方世界的思想史研究者提供了一条与西方思想史研究进行对话和批判的通道，也为从历史角度考察思想领域的现代化进程和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参考。同时，不同于西方研究者进入非西方文明和思想研究所要跨越的更加复杂的语言和文化障碍，中国的思想史研究者是具有一定程度优势的，也必将取得更丰富的成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