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准备和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中，马克思对机器和机器体系倾注了大量精力，充分展现了那个时代最先进生产方式的社会历史效应。机器和机器体系是马克思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变革及其对人的存在方式深度影响的重要线索，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想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马克思通过对生产过程中机器体系的地位、作用、组织方式及其与劳动的关系等问题的探讨，揭示了资本日渐具体和精细的权力形态。在资本主义机器生产内部，对资本权力的批判使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达到了新的高度。

　　机器体系在生产过程中的普遍应用使资本建立了与自己本性相适应的特殊生产方式，并且该生产方式取代劳动成为衡量社会生产力的重要标志。机器体系是由一系列工具相互配合组成的自动化生产系统，它是一个客观的生产有机体，克服了个人使用工具的偶然性和主观性。机器体系所主导的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呈现为一个自动的生产过程，它独立于劳动者的经验和技艺。机器体系在本质上是社会知识和一般智力的具体对象化，是实现人的意志且能够改造世界的“物体系”。然而，在资本逻辑的视域中，机器体系成为资本生产力和控制力的具体表现，是资本规训和控制工人以最大限度占有相对剩余价值的重要方式。

　　机器体系凭借其强大而客观的性能，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转型。机器体系对生产过程的变革削弱了工场手工业的劳动分工原则及其对工人技艺的需求，将工人劳动之间的协作和分工转换为独立的生产工序。在机器大工业中，物质财富的生产不再取决于劳动时间的直接耗费和工人的经验、知识、力量、技艺等，而是依赖于机器体系这一固定资本形式所代表的强大生产力。机器体系的生产力及其在生产过程中的不断提高，主要实现于工人之外的科学技术对劳动资料的变革，而工场手工业的生产力主要实现于工人的劳动技能以及他们之间的协作与分工。正如马克思所言，生产方式的变革，在机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机器生产中的机器体系使工人的活劳动呈现出一种去技能化的趋势，但这并非要取消技能，而是把技能对象化于客观工序和自动化装置之中。

　　机器体系的自动化生产这一先进的生产方式一旦在某一部门产生，其强大的生产能力和高效的物化能力就使得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都以之为模板，从而发生全方位的变革。正如马克思所言，一个工业部门的生产方式的变革，会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从而导致其他部门的生产方式的变革。机器体系从生产过程向社会其他领域的拓展表现为产业链的不断延长，以至各类机器体系相互关联，使整个社会变成以机器为基础的技术化社会。机器体系是重构社会存在和生产方式的主导力量，这种重构带来了社会关系、交往方式、思想观念、行为准则的变化，整个社会日渐成为一台自动化的大机器。

　　机器体系是人类的一般智力和社会知识对象化实践的产物，它作为社会化生产力，既对社会生产的扩大和社会存在的建构具有基础性意义，又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蕴含着规训和控制工人的权力形式。在资本逻辑控制的生产过程中，机器生产的组织化、程序化、齐一化使工人全面从属于自身，劳动力的使用只是表达了资本的控制权力和驱动权力。机器体系主导的社会生产使作为活劳动客观条件的固定资本逐渐扩大化，这一固定资本相对于活劳动而言越来越具有独立性，它作为异己的权力形式同活劳动相对立。在机器生产中，资本控制工人的权力形式转化为机器体系的自主运行逻辑，这既以科学技术的标准化尺度和巨大文明效应证明了资本权力的正当性，又以机器体系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强化了资本的权力结构。机器体系在资本逻辑的吸纳和裹挟下，成为资本控制权力的新形式。一方面，它使劳动变得毫无内容，加剧了劳动异化和劳动抽象；另一方面，又以生产过程的标准化使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权力关系具体化和等级化。资本与机器体系的内在联结和共谋，以生命政治的方式规定了人的存在方式，使人成为抽象的技术化存在。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变迁中，机器大工业对工场手工业的胜利是通过机器体系的客观运行逻辑战胜活劳动的个性、技艺和分工实现的。在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中，作为自动生产系统的机器体系成为主体存在，而人作为有意识的器官被吸纳和束缚于这个体系之中，从而成为被技术支配的客体存在，发生了人机关系的主客体颠倒。在这一颠倒中，人被资本的权力形式所规定，从而被迫转化为与资本本性相适应的技术化存在。机器体系成为资本权力的工具和载体，劳动的独立性在这一体系面前完全丧失，只能承担一些由机器体系所分配的固定、单一的职能。为了使机器生产顺利进行下去以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建立了工厂制度和劳动纪律，以加强对工人的规训和控制。工厂制度和劳动纪律将劳动力的使用范围和使用方式固定在可控的范围内，限制工人的主体性和专业发展，使其成为适应机器体系运转的抽象技术存在。机器体系的自动化生产水平越高，人的存在方式就越丧失自主性，被降低为一个纯粹的物化存在和碎片化的抽象存在。

　　资本借助机器体系、工厂制度和劳动纪律等中介手段确立了自己的权力形式，实现了对人的彻底宰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机器体系控制权力的诊断始终是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结合起来的。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前提下，自动的机器体系所带来的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生产效率的提升、对工人的有效控制等，都促使资本家占有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和越来越强的社会控制权力，由此加剧了劳动与财产的分离，进而更为明显地暴露出资本主义的内在危机和固有缺陷。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得出这一结论：机器体系等技术形式的进步加速了资本主义的自我解体和共产主义新要素的孕育。机器体系的广泛应用创造了丰富的物质产品、大量的社会自由时间、普遍的社会交往等，而这些是通往新社会形态的必备要素。机器体系在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中实现了向人的本质力量的回归，从事社会实践的人而非资本才是机器体系的主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对机器体系及其社会效应的未来展望开启了一种新型的人机关系。人与机器体系的关系不再是主客体的倒置关系和权力支配的层级关系，而是回归到本真状态的共生共在关系，二者实现了真正的和解。机器体系挣脱资本逻辑的限制，成为人的自由本性和主体性力量的表达。

　　机器体系诞生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历程之中，它与资本以共谋的方式推动着资本世界的演进，然而，这并不是人类利用机器体系的最佳方式。机器体系在本质上并不是资本，它蕴含着剥离资本的可能性。在机器体系的共产主义使用中，它成为物质交往和社会交往的自由方式，并充分确证了人改造世界和改造自身的主体能力，人的存在方式因而发生了根本变革。人从资本支配的物化存在方式转变为以生命的自我实现为宗旨的存在方式。机器体系等技术形式被联合起来的个人共同占有和支配，其普遍使用的社会意义并不是要生产出满足人类需要和欲望的全部产品，而是使人类从各种机械劳动和不合理的分工中解放出来。在机器体系的共产主义使用中，人拥有可支配的自由时间从事文学、艺术、哲学等更有意义的实践活动，自由个性将因而得到真正实现。

　　（作者系重庆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重庆大学分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