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语言学关注语言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在20世纪70年代由美国学者豪根（Einar Haugen）提出，后来逐渐形成了两大研究范式——“豪根模式”将语言比作生态系统，注重语言与环境的关系研究；“韩礼德模式”则强调语言对环境的影响作用。20世纪90年代，生态语言学传入我国。经过李国正等学者的开创性研究，以及冯广艺、范俊军等学者的持续推进，生态语言学在我国逐步建立起本土化的研究传统。作为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国家，我国语言生态呈现鲜明的本土特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与方言保护需要寻求动态平衡，少数民族语言的生存与发展面临新的挑战，外语在公共空间中的功能定位亟待明确——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复杂语言生态图景。

　　随着社会建设的推进，我国城镇已成为人口集聚与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这一进程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深层次的语言生态变革：方言使用空间持续萎缩，语言代际传承出现断裂；公共标识系统规范性不足，影响城市形象塑造；网络语言环境治理亟待加强，语言污染现象日益突出；语言诚信体系建设任重道远，影响社会信任机制构建。这些现象不仅反映了语言生态的系统性变迁，更揭示了语言与社会发展的内在关联。在此背景下，语言生态研究出现从理论阐释到实践应用的重要转型。城镇化进程中的语言问题已从单纯的学术议题，发展为关乎社会和谐与文化建设的重要课题。这一转型是语言生态研究与城镇发展的共同现实需求，通过加强本土化理论建构和方法创新，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框架和研究体系，可以为我国城镇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学术支撑。

　　语言生态与城镇生态的融合研究展现出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张先亮的《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语言生态研究》一书在这一领域作出了重要探索，揭示了语言多样性对城镇文化生态的建构作用，为新型城镇化提供了语言学视角的解决方案。城镇发展不仅是人口与空间的重构过程，更是语言生态的重塑过程。语言生态理论与城镇建设实践相结合，不仅拓展了语言学研究的新领域，也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社会提供了新思路。这一交叉领域的发展，预示着生态语言学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生态语言研究，是鲜明的实证精神与系统思维的结合，不仅可以从文献与政策层面梳理语言生态问题，更可以通过多区域、多类型的实地调查，构建起理论与现实之间的桥梁。

　　首先，区域个案与类型比较研究为景观语言生态的系统调查提供了有效路径。通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城镇类型，系统考察其路名、店名等公共空间中的语言使用情况，可以揭示语言生态与城镇发展模式的内在关联。这种“解剖麻雀”式的研究方法，能够深入剖析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基于类型学的比较研究，不仅揭示了不同城镇在语言生态上的差异性特征，还为制定差异化的语言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其次，方言生态与新媒体语言研究成为城镇发展进程中亟待深入探索的领域。在城乡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方言使用与新媒体语言构成了两大突出的语言生态问题。方言不仅是重要的语言资源，更是地方文化传承与社会认同建构的重要载体。该书通过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等方法，研究年轻一代的方言能力和传承现状，揭示了方言生态变迁的深层机制。同时，政务新媒体语言的生态问题也值得重点关注。通过案例分析，研究其语言表达在贴近性、规范性、传播效果等方面的表现，为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语言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

　　最后，语言能力与新要求研究指向城镇语言生态建设的实践路径。城镇化不仅是空间与人口的集中过程，更是社会结构与文化形态的重构过程。新型城镇化对市民语言能力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语言能力内外有别”，不仅包括基本的语言交际能力，更涉及语言文明素养、语言诚信意识、多语能力等综合素质。在多元文化交融的城镇环境中，居民需要具备跨文化沟通能力；在公共服务领域，工作人员需要掌握规范、高效的服务语言。这些探究对语言教育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语言生态研究应当在理论建构与社会实践两个维度同步推进，实现学术价值与社会效益的统一。在理论层面，明确“适应社会发展、平衡社会生活、构筑和谐关系”的基本准则。这一理论框架突破了传统生态语言学简单类比自然生态的思维局限，赋予语言生态研究更强的社会建构特性。同时，必须确立“语言生态是生态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核心观点，将语言问题系统性地纳入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总体布局。这既是对生态文明理论的丰富发展，也是语言学服务国家战略的必然要求。在实践层面，语言生态建设为解决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文化问题提供了创新路径。当前存在的道德失范、诚信危机等社会问题，表面看似与语言无直接关联，实则与虚假宣传、功利性话语等语言现象密切相关。通过系统推进语言环境治理、弘扬诚信语言文化、构建和谐语言生活，能够从源头上促进社会文明建设。从学术探讨提升至社会治理层面的实践转向，语言生态研究正在以独特的学科视角，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新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方案，不仅拓展了语言学的研究疆域，更彰显了语言学者服务社会发展的责任担当。

　　语言生态研究正日益成为促进社会和谐与文明进步的关键力量。展望未来，语言生态研究应当继续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以创新为动力、以服务社会为宗旨，着力推进三个方向的深化：在理论层面，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语言学理论体系；在方法层面，深化区域性、多层次的实证研究；在应用层面，拓展语言生态理论在新型城市、新农村的规划、文化建设和社区治理等领域的实践路径。应通过完善语言政策咨询机制、推动语言服务创新、促进语言资源保护等具体举措，使语言生态研究真正成为服务国家建设的重要支撑，为构建和谐语言生活、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学术支撑和实践方案。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语言生态研究院副院长、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