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西方区域国别学知识生产带有殖民主义与冷战印记，在知识形态上存在明显的工具理性但缺乏价值理性，难以适应当前世界多极化的新需求。价值理性指的是在知识生产和学科建构中，不仅要关注“工具性”“功利性”的目标实现，更要强调价值取向、规范原则和应然追求，使研究能够回应人类共同利益与长远发展的价值诉求。近年来，通过提出一系列重大倡议并围绕这些构想展开实践，中国逐渐构建起兼具系统性和前瞻性的世界观、价值观与治理观。这些构想和倡议不仅为解决国际社会“赤字”难题提供了切实可行的中国方案，也为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提供了价值坐标。

　　区域国别学的诞生源于国家战略的现实需要，其发展内在地以服务国家战略为使命担当，而国家战略所确立的价值指向，正是区域国别学赖以确立学科价值的根本基点。在这一意义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向的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五个世界”愿景，不仅为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提供了较为明晰的宏观价值框架，而且从战略高度明确了学科发展的应然方向，同时在方法论层面对知识生产方式与学术研究范式提出了新的要求。

　　第一，遵循持久和平理念，以和平共生的价值底色取代对抗逻辑。纵观历史，西方区域国别研究兴起于服务权力政治与霸权战略的需要，以对抗逻辑为前提，将“和平”视为战略工具，而非人类社会的终极价值。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必须突破这一功利化传统，把“持久和平”作为根本价值基点。在学理层面，这意味着要将“和平”从战略工具提升为学术研究的核心理念，推动学科研究由竞争对立走向合作共生；深入探究冲突的结构性根源，研究跨国合作机制的运作逻辑，总结不同地区实现和平的制度经验。

　　第二，遵循普遍安全理念，以合作共赢的价值底色超越对抗思维。安全议题一直是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内容，但西方安全研究深受大国对抗思维影响，逻辑起点是敌对、威慑等。在这种框架下，安全被认为是一国相对于他国的优势，而非共享的公共产品。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应当在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指引下，为普遍安全提供学理支撑。这一理念要求学科从整体性视角出发，推动安全研究由“防范与对抗”转向“合作与共赢”。

　　第三，遵循共同繁荣理念，以多元现代化的价值底色破解世界发展难题。发展不平衡是当今世界动荡与不稳定的重要根源。西方区域国别研究在发展议题上多以西方范式的“现代化理论”为框架，强调单一路径的工业化模式，并将西方经验抽象为普遍标准。这种逻辑导致了“发展鸿沟”的长期存在，也加剧了“中心—边缘”的制度性分化。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在共同繁荣理念的引导下，应当致力于比较研究多样化的发展模式。通过分析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产业转型路径和社会政策成效，揭示发展的多样规律与普遍启示。

　　第四，遵循开放包容理念，以文明互鉴的价值底色突破中心主义。区域国别学的本质在于理解“他者”。然而，西方学术界长期或明或隐持有中心主义立场，将非西方国家置于被动的“被观察者”地位。这种单向度的知识生产方式，使非西方世界的经验和智慧难以进入主流学术体系。“文明冲突论”的盛行，更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偏见。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应当在开放包容的理念下，确立文明互鉴的学术姿态，要求研究者在方法论上实现“去中心化”，在学术话语上推动多元文明的平等交流。

　　第五，遵循清洁美丽理念，以“绿水青山”的价值底色回应全球性挑战。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最大挑战之一。气候变化、环境退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正在重塑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但在传统区域国别研究中，生态议题往往处于边缘，被视为次要问题。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应当将生态文明理念引入学科框架，把清洁美丽的世界作为新的价值增长点。这意味着要深入研究各地区的环境政策、能源转型与生态治理经验，探索绿色发展道路的多样性。

　　价值实现的核心在于如何通过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把抽象的价值理念转化为可操作的学术范式与制度成果。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不仅关乎学科研究的独立性，更关系到中国学术能否在全球知识格局中提供新的解释力与塑造力。中国区域国别学应当在知识、理论和方法上确立自主性，以回应中国、世界与时代命题，实现其学科价值诉求。 

　　第一，在知识创新方面，应建立自主的研究议题。区域国别学首先是一门关于“认识他者”的学科，但这一学科如何设置研究议题，直接决定了知识生产的价值取向。长期以来，西方区域国别研究的议题设定高度依赖地缘政治逻辑，使得其区域国别研究在知识形态上呈现碎片化与功利化特征，缺乏面向人类共同问题的价值关怀。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应当突破这种“外部设定”，在知识层面确立自主议程，即从国家战略与全球关切的结合点出发，重构研究问题与议题。“五个世界”愿景不仅是宏观价值目标，也是知识议题生成的重要坐标。

　　第二，在理论创新方面，应建立自主的理论范式。长期以来，西方区域国别研究的理论框架在冷战和后冷战时期曾发挥过一定的解释功能，但其局限性也日益显现。它们往往将西方发展经验抽象为普遍模式，忽视其他文明与国家的多样性；它们以竞争、对抗和冲突为逻辑起点，难以回应合作、共享与共赢的现实需求；它们深植于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历史土壤，天然带有“中心—边缘”的结构性偏见。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的理论自主，应当在批判吸收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其核心在于通过概念创新—理论抽象—范式建构，把源自中国实践和价值理念的独特资源转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学理成果。

　　第三，在方法创新层面，应建立自主的知识生产方式。知识和理论的自主，最终要落实到方法论层面的创新。西方区域国别研究的知识生产方式呈现明显的单向度：研究者被假定为“中心”，研究对象则被置于“边缘”；西方学术话语不断输出，而非西方经验则长期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这种“中心—边缘”的方法论逻辑，强化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霸权，使区域国别研究难以实现真正的平等对话。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应当在方法论上确立自主性。其一，在研究姿态上，应坚持开放包容，以平等交流为原则，推动跨文明对话与知识共建。其二，在研究方法上，应当强调融入跨文化与运用多语种的能力，要求研究者真正置身于对象国家的语境，避免隔膜式的“外部观察”。其三，在研究路径上，应当推动比较研究与整体性研究，避免过度碎片化与功利化的知识生产。其四，在具体问题上，要积极将生态文明、数字治理、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等新兴主题纳入研究框架，突破传统区域国别研究的边界，真正建立在对某一区域和国家整体性感知基础上的深描。

　　（作者系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