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今看到的一些世界性经济现象极有可能是冰山一角，因此，当前国际上一些对中国和世界经济的相关争议，多半可视为就其表面事象进行讨论，而没有领悟到冰山一角与深层之间的关系。而深层部分正是促成表面事象的机制和原因。本研究所构建的用于解释当今中国和世界经济中的一些难题的新范式——“世界性经济循环论”，是一个尝试解析作为深层部分的超长期世界性经济循环机制的新理论。该理论旨在为中国在新一轮经济周期中与国际社会进行协调提供一个新的思维方式。

　　世界银行2025年数据显示，自20世纪60年代起，世界经济增长率一直呈阶梯式下降，进入21世纪后世界经济增长率平稳地保持着一定的水平。21世纪以后的世界经济无疑进入了“世界性边际经济增长率递减”（本研究定义）的阶段。如果这个理论和实证性判断是正确的话，那么，当今的世界经济平稳地达到长期经济增长中的“稳态状态”尤为重要。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要有一个稳定且持续的经济增长环境。正如“世界性经济循环论”所示，世界经济的持续增长是由当时的主导经济所拉动，现在的中国经济发展恰好是拉动新一轮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源泉。

　　以上的这种世界性经济现象可被定义为“21世纪世界性经济现象”，是指19世纪以来引领全球经济逾130年的欧美国家经济增长，正与世界经济趋势同步陷入低迷。与此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经济规模持续扩大，正以惊人的速度向欧美国家靠拢。面对这种世界性经济现象，传统的欧美理论已无法解释，这成为世界中国学的一大课题。“世界性经济循环论”正在努力完成这个课题，以下是“世界性经济循环论”的部分构想。

　　用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历史统计（MHS）成果可以明确地观察到，公元后的世界经济史中有两次经济增长路径的“大转型”。第一次是19世纪发生的“马尔萨斯停滞”（Malthusian Stagnation）向现代经济增长的“大转型”，第二次是21世纪出现的现代增长（高速增长）向稳态经济增长的“大转型”。美国历史学家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等将首次经济增长路径的“大转型”定义为世界经济史上的“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后有学者则试图通过理论模型阐释这一“大分流”。而对第二次经济增长路径的“大转型”，多数的研究将其解读为“21世纪型长期停滞”。从19世纪至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确实从“马尔萨斯停滞”转向现代经济增长，日本与欧美国家等经历了所谓的高速增长期。然而，此后世界经济的增速开始趋缓。纵观19世纪至21世纪约200年的世界经济变迁，显然世界经济没有出现过递增收益型增长轨迹，而是逐渐转向对数型（logistic）的增长路径。经济增长理论中有个“稳态”（Steady State）的概念，若从“超”长期视角审视，将第二次增长路径“大转型”理解为世界经济正在朝着长期稳态的“大转型”或许更为贴切。

　　“大分流”的术语里包含了“扩散”（收入差距扩大）与“分岔”（增长路径转变）的双重含义。若将19世纪发生的首次增长路径“大转型”视为“大分流”的话，那么21世纪从现代经济增长转向稳态经济增长路径的“大转型”同样可称为“大分流”。由此，我们可将19世纪的经济增长路径“大转型”定义为“大分流Ⅰ”（第一次大分流），将21世纪前后的经济增长路径“大转型”定义为“大分流Ⅱ”（第二次大分流）。“大分流Ⅰ”是从经济停滞状态转向经济增长乃至高速增长的“大分岔”，“大分流Ⅱ”则是从现代经济增长向稳态经济增长的“大分岔”。

　　若进一步将两次“大分流”与历史性中国经济周期相对应的话，两次“大分流”均与历史性中国经济周期有着深度的关联。在“大分流Ⅰ”时期，中国经济正步入长期衰退阶段，而在“大分流Ⅱ”时期，中国恰好经历了新一轮的经济周期。上述“21世纪世界性经济现象”则可被解释为“大分流Ⅱ”与新一轮中国新经济周期重叠的世界性经济现象。

　　（作者系京都产业大学经济学部教授）